提高扶贫“精准度”

让扶贫资金使用更准确、更有效率,是新阶段扶贫制度创新的重要目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四川了解扶贫情况时,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位扶贫干部说,现在扶贫贷款的门槛实在太高, 把贫困农户“挂在了空中”。从2002到 2004年,这个州9．22亿元信贷扶贫贴息     

贫困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思路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扶贫开发需要面对的新挑战是:农村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成本迅速增加,发展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等;为应对这些挑战,2008年底国家上调了贫困标准。农村贫困标准的上调要求扶贫开发思路实现重大转变:从扶贫出发点看,不仅要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赋予他们公平的发展机会;从扶贫任务看,首要任务已从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向实现脱贫致富等。贫困标准上调后,扶贫开发应采取的措施是:准确识别扶贫对象,做到应扶尽扶、科学分类;拓宽扶贫资金投入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扶贫格局等。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观念扶贫”是贫困地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治本工程

经济的贫困只是外在的表现,思想观念的贫困则是内在的根源。如果不首先解决这种内在的思想观念上的贫困,那么,我们的扶贫开发就会事倍功半,长期处于缓慢爬行的落后状态。因此,贫困地区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扶贫取得显著的成效,就必须首先针对“观念贫困”这一实际,坚持扶贫扶志,治穷先治愚的方针实施“观念扶贫”工程。 “观念扶贫”就是联系贫困地区观念贫困的实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振奋精神,打开思路,找准出路,为扶贫攻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与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相比,我们最重     

刘明祖八下乌盟

到2000年,我国要消除贫困,不使贫困跨入21世纪。这是我国1993年4月制定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主旨。这一计划要求用7年时间解决我国8000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大课题。 今年是“国际消除贫困年”,也是我国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第三年。这组专题报道,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刘明祖、江西的萍乡市、陕西的延安地区如何结合本地实际,抓扶贫工作的思路和做法,相信对各地的扶贫工作会有借鉴作用。     

可行能力与精准扶贫:一个分析框架

收入标准长期以来是我国制定和执行贫困政策的依据,然而在精准扶贫中,不论是对真实贫困情况的反映,还是有效推进扶贫政策的执行,单维的收入标准均已不能完全胜任精准扶贫的要求.可行能力标准作为收入标准的拓展和补充,与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的内核高度契合,注重衡量多维贫困及长效帮扶机制,从而提升扶贫对象的可行能力.     

重视农村的文化扶贫

我国反贫困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扶贫方式实现了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 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最初是“输血”救济,即单纯地向贫困地区送钱送物,虽然起到了暂时救济作用,但没有使原本“体质孱弱”的贫困地区出现活力与生机,相反却养成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依赖思想和干部无所作为的工作作风,贫而安贫, 一蹶不振。送的粮吃光了,钱用光了,衣穿破了,扶贫生产贷款挪作非生产用途,有贷无还,再贷不灵。“输血”救济不但没有帮助贫困户走出贫困,反而使他们陷入了贫困的“怪圈”之中, 难以自拔。有人说,解放前是“命运意识”将他们牢牢地锁在贫困之中,他们自认贫穷是命中注定的;解放后由于政府的救济和扶贫优惠,逐渐养成了他们的“依赖意识”,从依赖集体到依赖国家,把希望一味地寄托在各种扶贫和救济上,不思进取,从而成为他们贫困延绵的主要内因。     

昭通“四重贫困”交织的难题

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昭通市作为全国18个集中贫困片区之一,11个县区中有10个是国家重点扶持县。“八七”扶贫攻坚虽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因生态贫困、财政贫困、文化贫困、生活贫困“四重贫困”交织,产生了一系列互相掣肘的矛盾。     

扶贫进村(上)

“消除贫困”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1996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然而,“扶贫”的具体内涵应当是什么?发粮发款是“扶贫”,送钱送物是“扶贫”,可为何不少地区年年扶贫年年贫?如何帮助贫困地区从根子上真正消除贫困? 山西省吕梁地区从人的角度作了一点尝试。 吕梁是革命老区,也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全区13个县市中贫困县就有9个之多。贫困人口达110万,其中包括一部分处于特困状态的人口与村落。在对特困村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原因剖析之后,吕梁决策者们发现特困村     

习近平精准扶贫理念在十八洞村的生动实践与深刻启示

十八洞村以“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担当和作为,勇于实践、大胆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正确道路,创造了这个千年苗寨发展史上的人间奇迹,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模式,成为当代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村级样本”和告别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的生动典型。十八洞村的脱贫模式和成功经验,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精准扶贫理念的必然结果,是当代中国摆脱贫困、走向全面小康的一个生动缩影。     

新时期反贫困的浙江模式:创新、包容与共享并举

精准扶贫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抓手。按照国家贫困标准,浙江省已于2013年底解决了贫困问题。到2015年底,浙江省通过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等措施,进一步解决了双倍于国家贫困标准的贫困现象。因此,梳理和总结浙江在反贫困过程中形成的创新、包容与共享并举的扶贫与抑制返贫经验,对于中国其他地域的反贫困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重新检视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是1985年采用世行推荐的马丁法和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方法,来具体确定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日益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明显低于国际通用的贫困标准,多年未有实质性改变等,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有重新确定的必要性.目前,国务院扶贫办拟定的农村新贫困标准,更能体现扶贫成效,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问题及治理

2020年是国家实施扶贫战略的一个分界点。2020年我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后扶贫时代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了贫困。即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依然会有贫困人口的存在,后扶贫时代仍会存在相对性、结构性、集中性的贫困问题。针对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特点,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应转变减贫思路,将扶贫为主的治理机制转向防贫为主的针对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监督机制;建立分级预警监测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强化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做到应保尽保;加强减贫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长效减贫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秃山变绿岭 四季花果香 赣南老区脱贫致富持续发展

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最后一个冬天，记者走访了赣南的几个国家级贫困县，亲身感受到了这块曾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牺牲的热土的巨大变化。今天的赣南，原来处于贫困状态的105万人，不仅已基本解决饥荒，而且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原来的贫困村民不仅摆脱了贫困，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治穷、致富的本领，许多人正向小康迈进。近10亿扶贫资金投入超七成贫困人口脱贫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赣南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地，瑞金市是著名的“红都”，于都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当年赣南参加红军的有33万人，参战的有近60万人，…     

对我国“三条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评析

产业结构调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难以避免城镇职工下岗、失业及贫困现象的发生。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社会稳定，关键在于重塑科学的城市制度性扶贫体制，实施“三条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即：最低工资标准线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标准或失业人员失业保险...     

“文化扶贫”与“文化促贫”

“文化扶贫”与“文化促贫”逸竹为了共同富裕，同奔小康，有关文化领导部门和有关团体，已经开始了“文化扶贫”工程。这项工程是鉴于要“治穷”必先“治愚”的实践经验而采取的有效措施。简单说来，就是要对尚处在贫困状态的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和农民，在普及文化...     

后脱贫时代推动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研究

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相对贫困及返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能有效解决我国后脱贫时代金融扶贫资金失衡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难题。作为金融扶贫的延续与创新,高质量可持续的金融扶贫契合精准扶贫长远目标,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益贫性”,促进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后脱贫时代高质量可持续金融精准扶贫的实施,需要政府和金融部门通力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挥政策长期效应;需要完善贫困识别体系,提高精准识贫质量;需要压实金融监管责任,夯实金融扶贫成果。     

东西扶贫协作

组织东部１３个发达省市与西部１０个贫困省区之间开展东西扶贫协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扶贫决策，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共同富裕”理论和“两个大局”思想的具体实践。 １９９４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指出：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等沿海较发达的省，都要对口帮扶西部一两个贫困省、区发展经济。１９９６年７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正式部署了由北京帮…     

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

２０００年１１目 ３０日这一天，距离我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完成还有３０天，本刊驻贵州、山西、青海记者，分别走入三个贫困农民的家庭，感受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贫困，和为了摆脱贫困作出的努力──     

县域视角下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有效解决了“山水难育人”的深度贫困问题。“十四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进入以后续扶持工作为重心的阶段，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国脱贫攻坚事业的巩固和乡村振兴事业的开局。本文在县域视角下，观察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产业转化、身份转化、文化转化，在三种转化之下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面临的问题，并据此探索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