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扶贫开发促进新疆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

新疆的贫困问题与稳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贫困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新疆的反贫困工作中,国家给予了重点扶持,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显著下降。但是,新疆返贫率高,扶贫难度大。贫困影响新疆的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问题又制约新疆经济的发展。要从根上解决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理好新疆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反贫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迫在眉睫。     

精准扶贫：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贡献

消灭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才能消灭贫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做出尖锐的批判,并揭露资本主义国家贫困的表现及贫困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对中国扶贫治贫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反贫困道路,并在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的精准扶贫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贡献,其特点和优势在于精准识别分类帮扶、扶贫主体多元联动、增强扶贫造血机能,不断推动我国扶贫事业持续稳步向前发展。     

贫困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思路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扶贫开发需要面对的新挑战是:农村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成本迅速增加,发展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等;为应对这些挑战,2008年底国家上调了贫困标准。农村贫困标准的上调要求扶贫开发思路实现重大转变:从扶贫出发点看,不仅要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赋予他们公平的发展机会;从扶贫任务看,首要任务已从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向实现脱贫致富等。贫困标准上调后,扶贫开发应采取的措施是:准确识别扶贫对象,做到应扶尽扶、科学分类;拓宽扶贫资金投入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扶贫格局等。     

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理论的历史由来和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反贫困的百年历程中对贫困问题进行了反复探索,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提出开发扶贫、救助扶贫、精准扶贫,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贫困理论,彰显了人民立场、时代精神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理论启发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奠定了反贫困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确保了反贫困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反贫困的根本方法,各方力量的广泛动员构建了反贫困的完整体系,广大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构筑了反贫困的核心力量。     

关于我国城镇贫困问题的探讨

我国产生城镇贫困问题 ,主要原因有体制转轨、工资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政府再就业培训与指导缺失或严重不足、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和不健全、城镇贫困者个人禀赋与家庭因素等七个方面。解决城镇贫困问题的基本对策是 :广开就业门路 ,提高社会就业率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 ;创新扶贫制度 ;借鉴西方国家城市反贫困经验 ;建立城镇扶贫的监测体系     

山东省选派“第一书记”基层扶贫的经验与启示——以菏泽市郓城县为例

2012年4月,山东省省委组织部从省直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中选派582名优秀党员干部作为"第一书记"到贫困农村抓党建促脱贫。这是山东省省委省政府对农村扶贫攻坚工作的创造性尝试,是"行业扶贫""单位包村""干部下乡"三者的有机结合,该政策极大的提高了政府扶贫的"瞄准精确度",是对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自"第一书记"政策实施以来,该政策为贫困农村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农村的经济发展条件,推动了贫困农村的基层党组建设,赢得了当地村民的一致认可。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到反贫困的紧要关头。农村的贫困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要使农村贫困居民真正摆脱贫困,就必须在扶贫政策中贯彻发展的理念。笔者发现农村的反贫困主要存在贫困人口脱贫能力不足、贫困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福利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发挥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上游干预原则,削弱贫困文化的影响力,增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阻断贫困"蔓延"。     

决战三年,消灭绝对贫困

决战三年消灭绝对贫困李利进入１９９８年以来，全国各地扶贫工作令人振奋的消息接踵而至。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纷纷向社会宣告全省告别贫困。随着原有的６０万绝对贫困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广东省提前三年实现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浙江省随着文成、泰顺、青田...     

城市化进程中的反贫困:制度创新与法律保障

面对日益严峻的城市贫困问题,国家初步建立了涵括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在内的城市反贫困制度法律体系。但是这一制度法律体系还不够系统完善,还存在城市反贫困主体单一、社会参与有限的问题,尚未建立系统完备、保障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全国统一的城市反贫困法律体系。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贫困、制度贫困和法律贫困是致使产生城市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城市反贫困工作管理机制,解决反贫困制度建设滞后和立法不规范的问题,科学规划、统筹规范反贫困工作,形成以宪法为基本依据、以《反贫困法》为核心、以《社会保障法》等相关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为支撑的反贫困法律体系,强化城市反贫困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制度,不断提升城市反贫困制度化、法治化进程。     

习近平关于扶贫脱贫问题重要论述的逻辑内涵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关于扶贫脱贫问题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习近平基层工作实践、国际国内环境变迁带来的全新挑战构成了习近平开展扶贫脱贫工作的理论之基、历史之源和时代之势。习近平关于扶贫脱贫问题的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具体表现为:"有的放矢"的扶贫脱贫格局"、科学高效"的扶贫脱贫策略"、授人以渔"的扶贫脱贫方法"、合作共赢"的扶贫脱贫实践。这些理论内涵逻辑地构成了具有坚持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物质扶持和精神关照相并存、当前发展与未来进步相结合等鲜明特点的科学思想体系。它构成了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脱贫工作的实践指南,并为解决世界性贫困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伟大的目标:2000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

在1994年制定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中国政府承诺要用本世纪最后的7年时间,解决农村8000万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社会各界反响热烈,积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贫困运动。据最新统计,目前中国贫困人口数字已下降到不足7000万。去年末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这个承诺,到2000年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中国在面临世纪之交的短暂5年中,如何实施更为有效的反贫困战略呢?     

习近平的扶贫方法探论

习近平的扶贫方法,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又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扶贫方略,也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扶贫经验,还是对我国贫困治理现状富有针对性的关照。习近平的扶贫方法,主要表现为"扶志"结合"扶智",以思想脱贫为先导的方法;"中央"统筹"全局",以党的领导为引领的方法;"精准"帮扶"对象",以精准扶贫为抓手的方法;"输血"转向"造血",以可持续发展为动力的方法。习近平的扶贫方法,既为教育扶贫工作提供了创新观念,又为干部扶贫能力提升提供了有效方针,也为扶贫产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还为破解脱贫攻坚难题提供了优化路径。尤为重要的是,习近平的扶贫方法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重要支撑。     

反贫困治理结构中政府功能的缺陷及完善对策

到2000年底,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4 2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在这4 200万人中有半数以上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缺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此外,在已脱贫的人口中,有10％～20％的人口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生活水平在逐渐下降,又回到了贫困人口的行列。因此,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已进入了攻坚阶段。如何在加大反贫困力度的同时,确保反贫困政策和措施的有效性,就成了反贫困战略目标的关键。总结国内外反贫困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有效的反贫困治理结构,消除政府反贫困功能的缺陷,将会大大提高反贫困的效率。     

我国反贫困理论中有关扶贫项目运作研究述评

对贫困问题的探讨一直是许多学科的研究热点。国外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时代 ,但关于扶贫项目运作系统的研究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而且主要都是对各类扶贫项目运作案例的实证分析 ,理论规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文献集中于由亚太发展中心 (APDC)主持的关于扶贫项目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上和世界银行有关的研究工作报告之中。反观国内的情况可以发现 ,无论是对反贫困基本理论的探讨 ,还是相关的扶贫项目的研究 ,其进展基本上与反贫困的实践同步进行 ,大致沿先介绍后研究的轨迹而展开并不断深入。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与精准扶贫的互动及协同推进析论

农村基层党建与精准扶贫由传统的各自单线发展到当前的协同推进,是两者关系演变的基本规律,其原因在于两者能够在同一时空领域内发挥优势叠加和互补功能,即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党建与扶贫协同推进。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党支部+结对帮扶""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X+贫困户"等多种形式。新时代需实现农村基层党建的目标与精准扶贫目标的有机结合,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制度落实与贫困户的利益保障有机结合,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与扶贫干部选拔工作有机结合,以及农村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与贫困群众精神脱贫的有机结合,由此更好地深化两者的协同推进与发展。     

精准扶贫的运行过程与“内卷化”困境——以湖北省W村的扶贫工作为例

以湖北省E州W村的精准扶贫为例,考察精准扶贫的运作过程及存在的困境。在精准扶贫中,"贫困村""贫困户"的认定和识别存在很大偏误,没有准确把握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问题,扶贫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陷入"内卷化"困境。正确把握发展型扶贫与保障型扶贫之间的平衡点,是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改进精准扶贫效果,需要从准确认识当前我国贫困问题的阶段性特征入手,以此为基础正确把握特定地区致贫的主要问题,重视完善个体性保障体系的治理机制和公共性保障体系的资源配置模式,提升精准扶贫的实际效果。     

重视农村的文化扶贫

我国反贫困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扶贫方式实现了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 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最初是“输血”救济,即单纯地向贫困地区送钱送物,虽然起到了暂时救济作用,但没有使原本“体质孱弱”的贫困地区出现活力与生机,相反却养成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依赖思想和干部无所作为的工作作风,贫而安贫, 一蹶不振。送的粮吃光了,钱用光了,衣穿破了,扶贫生产贷款挪作非生产用途,有贷无还,再贷不灵。“输血”救济不但没有帮助贫困户走出贫困,反而使他们陷入了贫困的“怪圈”之中, 难以自拔。有人说,解放前是“命运意识”将他们牢牢地锁在贫困之中,他们自认贫穷是命中注定的;解放后由于政府的救济和扶贫优惠,逐渐养成了他们的“依赖意识”,从依赖集体到依赖国家,把希望一味地寄托在各种扶贫和救济上,不思进取,从而成为他们贫困延绵的主要内因。     

论民族地区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重新建构

"瞄而不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行动的固有弊病。需要对民族地区的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进行重构。依托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地理、人文特性,应从四个方面融合地域特性建构其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提高民族地区的贫困线标准;在穷人识别设计中引入土地指标;在穷人界定与细分标准中引入性别敏感指标;建立容纳穷人参与的穷人识别机制。     

城市反贫困:政策比较与中国关怀

随着农村贫困人口的空间转换,城市未来将成为贫困问题凸显的集中地,为完成城市减贫目标,必须回到城市反贫困的政策之中。当前中国在城市反贫困政策上存在定位偏差、目标偏差和执行偏差的情况,救助政策侧重于消极保护,救助对象范围较小,政策之间难以衔接。为解决这些问题,须结合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反贫困实践的经验,从定位转型、目标扩展和政策衔接三个方面入手,建设以积极支持为主要内容、以城市居民和新贫困群体为主要对象、"网式"服务的反贫困政策体系。     

城市贫困治理的时空正义性:理论认知与实践行动

全面小康时代,反贫困的重点和领域发生了改变,解决相对贫困成为主题。城市贫困是相对贫困的主要表现,城市贫困治理在当前具有时空正义性和紧迫性。从时间正义性看,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扶贫关注领域的转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经济安全的脆弱性、老龄化社会的加剧等让城市贫困治理成为一种至善至道的治理重点取向;从空间正义性看,城市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城市的共富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空间领域,城市贫困治理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城市空间表达。这种正义性认知的构建,促进了城市贫困治理的时期转型,要求全面梳理城市贫困的类型和人群特征,采取内源性突破和外源性完善的行动体系,提升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