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认知模式的非营利组织品牌构建研究

为了吸引志愿者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非营利组织需要通过品牌运作的方式获取核心竞争力。然而,现有对非营利组织品牌研究的模式在帮助非营利组织品牌构建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此,本文试图在对现有模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认知心理学中个体的主观认知模式,提出基于认知模式的非营利组织品牌构建模式,通过“建立品牌图式——强化品牌认知——品牌评估”三阶段来构建非营利组织品牌。     

国外非营利组织立法简析

通过对国外典型国家有关非营利组织立法的简介和剖析,来阐述这些国家有关非营利组织立法的模式、技术以及指导思想和理念.我国在这方面立法仍比较落后,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     

中国情景下的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结构研究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通过访谈、预试和大样本调查,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的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访谈内容的编码分析和预试,初步确定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量表的题项.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来自223家非营利组织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是一个五因子的结构模型:顾客导向、内部协调、信息收集、行动反应、强调生存.所发展出的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法理效度的检验还同时表明了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对组织的顾客绩效和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测量结果显示,样本非营利组织的总体市场导向程度偏低,另外从各组成维度来看,样本非营利组织在实施市场导向活动时,一般较为关注顾客导向、行动反应和内部协调.但是对信息收集和强调生存等方面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法律规制思考

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法律规制现状是:现行法律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规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会员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分立"的模式,二是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模式;现行法律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注册采取了不同态度。民间非营利组织法律规制存在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机制两个方面。提升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法律规制水平,要完善民间非营利组织决策人的治理功能,强化监督人的地位与功能,健全内部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还要完善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     

苏州非营利组织合作营销探索的案例分析

目前苏州非营利组织合作营销缺乏,根据非营利组织的分类,提出了不同类型非营利组织的合作营销模式:文化类非营利组织的合作营销;卫生类非营利组织的合作营销;社会福利类非营利组织的合作营销;基金会的合作营销。合作营销将对苏州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     

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非均衡论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营利组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改变,非营利组织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但正如新制度主义学派所指出的,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制度体系是存在非均衡现象的,主要表现在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两个方面,究其原因是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特定的社会体制和非营利组织自身能力的弱化使然.促使我国非营利组织制度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化,需要构筑政府主导、市场协同和非营利组织主动的制度供给机制.     

非营利组织的治理和评估

当今治理理论的引入和发展适时地促进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在治理理念下政府应转化职能,减少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大量政府职能要市场化、社会化,向整个社会转移,向企业、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等转移,使从事社会服务的主体多元化。平衡计分卡评估方法的引入,建立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的多元化治理模式,从财务、内部经营过程、客户和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进行努力,展开评估策划,实现相应指标。这是对评估指标的系统衡量,充分反映非营利组织的运作业绩,实现其组织目标以及最终使命的完成情况。     

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研究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等成为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良性互动的必要因素,二者建立良性互动对政府、对社会都有建设性的意义。由于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自身存在的缺陷,制约二者的发展,更影响其互动关系的建立,因此可从六个维度构建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良性互动关系。     

美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经验

发展壮大非营利社会组织是加快社会建设的必经路径.美国非营利社会组织数量繁多、服务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运行的一大支柱.美国非营利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得益于美国政府为培育非营利社会组织而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其税收优惠政策、志愿者服务制度和多维度的监管手段,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培育发展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做法,对我国尚在起步中的非营利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工作具有较大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动力机制研究简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各种因素或力量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原理和方式.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动力机制的研究,可以通过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引力模型、压力模型、推力模型和耦合模型的设计着手.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以上海市“维稳”实践为例

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增进社会和谐,上海市通过政府主导推动非营利组织的创建,不仅实现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职能的对接和联结,还初步解决了政府还权于社会以后,应该由什么样的组织来承接,以及怎样来承接等问意.但另一方面政府的主导推动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在目前条件下,政府在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大力扶持的同时,应注重其自主运作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形成以政府为主导、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社会志愿者广泛参与的社会工作良性运行和发展机制.     

合作中的竞争：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新型关系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合作关系的作用已经被许多学者所重视。由于对抗关系的历史缺位,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合作关系缺乏独立性,无法使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在两者的合作中加入竞争的因素,建立一种合作中竞争的新型关系,对解决我国目前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存在的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增强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论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及其发展路径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营利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西方非营利组织产生于市场、政府失灵,并基于"部门失灵"形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制衡、对抗、合作关系,然而中国非营利组织是部门体制内部派生,其产生与发展依赖于政府。因此,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应沿着强控关系—依赖式合作—竞争式合作的发展路径循序渐进。     

论中国非营利组织合法性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和资源保障。然而从总体来看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制仍比较严厉 ,我国非营利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 ,自身建设存在诸多问题 ,其职能也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这些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较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制约了其进—步发展。我国非营利组织若要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必须要具备充分的合法性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也必将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非营利组织的政治性将逐步淡化 ,社会性逐步增强。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政府管制

信息披露是提升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管制则能保证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充分与有效.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信息披露管制的法律规范、直接披露相关信息、分析与评价信息披露质量、惩罚信息披露违規行为等路径来加强管制.当然,政府管制也可能产生效果不理想、增加非营利组织运行成本、信息"生产过剩"以及挫伤非营利组织披露更多信息的积极性等问题.     

我国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发展

非营利组织作为促进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在社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几点措施如下:政府应对非营利组织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与帮助;非营利组织要加强自身独立性,同时要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平等合作关系;非营利组织应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重视对志愿者的教育和培训,建立激励机制,吸引优秀人才,使志愿服务社区化。     

非营利组织：美国社区建设的主力军——美国非营利组织的调查与思考

本概述了美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过程,阐述了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及其在美国社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并对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作对我国政府培育和发展非营利组织提出了政策建议。     

公民结社权与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关系

通过对公民结社权的介绍,阐述了结社权与非营利组织间的法律关系。我国这几年非营利组织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关于这方面的思考也不断增多。其中结社权是非营利组织建立、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以一些发达国家相关立法为依据,对二者的法律关系作出解释和说明。     

产权论、超产权论与非营利组织绩效

非营利组织中私人所有权和剩余利润占有权的缺失，使得产权论的主张并不能在非营利组织中变成现实，而超产权论充分利用市场竞争的观点对非营利组织绩效的提高是有意义的。外部管理者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所面对的市场竞争使得管理者为继续获得控制权收益、建立良好的信誉、得到基于心理契约的报酬而不断努力。从而使非营利组织的绩效得到提高。然而，在非营利组织聘选机制不完善、绩效考核和报酬体系不健全及外部管理者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超产权论也会随之而失灵。     

我国非营利组织问责适应性探析

所谓非营利组织问责是指对非营利组织及其组织成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营利组织问责面临重重困境:我国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界定的模糊;法律法规不健全及缺乏相关配套措施;问责的推行缺乏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自我治理能力不强.要使非营利组织问责得以推行,一方面,需要有效地界定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加强自我治理,以促进自我问责;另一方面,需要一个较健全的外部环境,即把以法问责和以德问责结合起来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