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中的非政府组织功能分析——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公共危机中,非政府组织应该发挥参与、中介、预警、监督和服务功能,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功能缺位现象.这主要是由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企业缺乏良性互动,公民社会发展不充分,其自身发展面临困境,制约了功能的发挥.当前,应该通过构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非政府组织与企业的积极合作及加强公民社会文化建设和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应有功能.     

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以草根环境NGO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始活跃在我国环保领域,尤其自下而上的草根环境非政府组织受到了关注.虽然西方学者主要以敌对、中性和合作三大关系讨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情况.根据分类控制策略的理论,以草根环境非政府组织为主,提出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合作关系.最后,提出良性的合作关系是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关系——一个总体性研究

中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关系着重体现在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与规制、双方的合作与竞争以及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等三个方面.双方良好关系的建立应当遵循下述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原则、职责明确原则以及循序渐进原则.具体途径选择则主要包括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合作力度、政府部门给予非政府组织以平等的地位、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互信建设以及改变中国非政府组织领域中存在的行政化倾向等.     

香港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

<正> 在香港,处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NGO(非政府组织)非常活跃。经过多年发展,当前香港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关系,呈现动态的"调整"式状态。近年来     

妇女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决策的实践及启示——以我国妇女非政府组织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为例

我国妇女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决策的成功实践.其成功的具体表现是:参与时间较长,参与组织多且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参与行动是自发的.妇女非政府组织成功参与公共决策的主要原因是:妇女非政府组织体系合理并有参与公共决策的自觉意识和能力,国家与妇女非政府组织间的良性互动.妇女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公共决策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有效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决策的积极作用,需建立公权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阃的良性互动关系.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是大势所趋，但现实中存在着多种制约因素影响着两者合作关系的建构，即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人身依附性，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相时平等的地位支撑；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够，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撑；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公共事件不受政府重视，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协调机制支撑；非政府组织自身不足，决定了其参与两者合作缺乏坚实的能力支撑。对此，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合作能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应加强合作，建立共同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协调机制。     

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组织作用探析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汶川地震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地震等自然灾害救活中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应抓住机遇，提高自身素质能力，获取政府和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实现与政府的互动互补。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资源相互依赖理论的视角

从"公共组织间关系"的角度研究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对传统"政府间关系"视角的一种部分超越,因此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同质性的整体进行研究,忽视了非政府组织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从资源相互依赖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资源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不同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关系类型,认为非政府组织在获得资源的途径方面具有结构性的差异;因此,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具有结构性的差异;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资金支持的依赖关系并不必然导致其自主性的丧失.     

政府声誉、政府能力与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信任

非政府组织对政府部门的信任非常重要,政府声誉和政府能力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为了揭示政府声誉和政府能力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作者以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负责人和志愿者为抽样对象,以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为背景,通过对政府声誉、政府能力与信任之间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分析了政府声誉、政府能力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声誉、政府能力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政府能力比政府声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能否树立良好的声誉、培养较高的能力对政府部门获得非政府组织的信任与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影响非政府组织对政府部门信任的因素还包括非政府组织特征、制度特征等;研究模型可以进一步扩展,更全面地考察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间的信任形成机制.     

“针灸法”：环保NGO参与环境政策的制度安排

环保非政府组织在怒江建坝案中通过"针灸法"--游说关键部门使怒江建坝计划暂缓.目前,环保非政府组织在一些工程项目上可以对政府的环境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它们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事实上,在怒江建坝案后环保非政府组织影响力的增强为政府调整和创新其环境政策决策与监督机制创造了一个良好契机.环保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环境政策的决策过程可以仿照联合国赋予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的做法,对那些具有相当资质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准许它们制度化地参加到国家环保部门、政府决策机构的决策过程中,享有从旁听、提问到发言不等的资格.     

“善治伙伴”:公共危机心理救助中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善治伙伴"关系的确立基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有效合作的前提。危机心理救助过程中,对二者的角色进行准确定位,明确政府的让渡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职责清晰、互不干涉,保持非政府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发挥其在危机心理救助中的优势。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心理救助过程中面临如下阻力:政府对非政府组织重视程度不足、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心理救助缺乏资金保障、参与公共危机心理救助的非政府组织间缺乏有效协调、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心理救助过程中专业性不强等诸多阻力,为此,有针对性地选择解决对策,探寻有效路径,这已成为当下的现实选择。     

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

由于在诸多方面具有优势,非政府组织应成为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要为非政府组织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非政府组织也需加强自身建设。使得非政府组织能与政府组织实现良性合作,及时有效地防治危机。     

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但现阶段非政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法律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拟从宪法学视角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的法律解决思路,不仅应当降低其设立门槛,而且应当赋予非政府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诉讼资格,同时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充分合作,鼓励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文化冲突及调控

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文化冲突主要是由于它们属于不同类型的文化,以及这两种文化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价值观和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绝大多数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文化冲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文化冲突的协调和解决,不仅是政府文化和非政府组织文化本身发展与更新的重要问题,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发展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外部评价主体,具有政府内部评估主体无可比拟的独特功能优势。目前,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作用,面临多种因素的制约。只有在分析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所遇到阻碍的基础上,加强重塑非政府组织公信力,提高政府行政透明度,培养公民社会成长土壤,才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评估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北大核心CSSCI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与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各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自身以及利益受损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生力量。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与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各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自身以及利益受损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生力量.     

双向建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逻辑与现实

从建构主义出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双向建构中生成的.逻辑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总是不断地从对抗走向统一,趋向由不良的结构螺旋上升为良性结构.由于现代社会需求的多元化,政府公共事务"不可治理性"的增强,以及资源的"外部限制"与"外部依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只能改变原有认知,在合作中寻求发展.现实中,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主要有非对称依赖模式、符号工具模式和合作伙伴模式三种.虽然目前双方的合作关系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只要双方在公共利益的指引下坚持双向沟通、反思抽象、内外协调、积极行动,就能够在"平衡一不平衡一平衡"的螺旋发展中不断接近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     

论非政府组织去行政化

在市民社会发展和政府改革的推进下,并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深入,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规模和影响力在逐步扩大。本应具有非政府性和民间性特征的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特殊的土壤下却具有了＂行政化＂的特征。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关系的角度分析,其行政化的表现主要可以概括为至上而下的外在性、至下而上的内在性两个维度。造成非政府组织行政化的原因是多样的,可以从改革、利益和制度三个视角逐步分析。就分析结果看,非政府组织去行政化势在必行。去行政化的路径应该是在把握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基础上内外兼修,合作共治。     

非政府组织参与对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非政府组织也逐渐发展并日益在公共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参与行政管理的法律地位可归纳为:以行政主体地位代表国家或人民履行公共管理职权,或者以相对人或相关人地位享有或行使针对国家的权利.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较晚,相应的文化环境和制度背景还不健全,行政管理体制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参与空间,从而制约了非政府组织参与行政管理.因而,可以通过由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完成公共行政职能,建立公益救济,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培育非政府组织的自治能力和参与能力.建设公民法律文化等途径建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良性互动的行政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