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政治: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合法性向度与发展理路

民生政治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重要价值面向,在民生政治建设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政府围绕公共服务这一条主线,逐渐实现民生政治建设的整体性治理。民生政治是行政善治与国家治理合法性的价值诉求,善治回应是以民生政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程式。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政党的理性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民生政治发展理路,主要呈现为民主与民生的互动对公民理性的吸纳与塑造,在政治话语与法治论域中民生权利的调适与转换,民生建设与民权保障的价值寻绎与审视,民生改善与政治认同的治理导向和运行逻辑。     

视角差异中批判话语的合法性--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所作批判的重新认识

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探究国家问题时分别持有现实视角和理性视角。马克思考察的是国家的现实状况及其成因并进而探索变革路径,他以现实生活中精神本质的异化并非黑格尔所谓国家理念的对象化实现为依据,在批判中以现实国家的不合理性消解理性国家的合法性。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则是要探究国家的本质和依据,即其普遍性和规律性,是以理念的合法性反观现实状况,并不认为"现存"事物就是"现实"的。二者研究视角的差异使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所作理解和批判的合法性受到影响,但却正是在这次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和成功的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唯物主义原则,并深刻影响了其后来的理论研究方法与方向。     

基于协同政府理论的灾害管理多部门协作机制研究——以甘肃岷县5·10雹洪灾害为例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国家之一。当前自然灾害治理过程中缺乏有效协同,部门之间各自为政,致使我国灾害治理成本较高且效率低下。为此,结合我国灾害治理需求,引入协同政府理论,以岷县5·10雹洪灾害为例,具体阐述灾害治理过程中多部门协作机制缺失现象,提出构建多部门协作的治理框架,以期实现灾害管理体系的优化。     

“寄居蟹的艺术”:体制内社会组织的环境适应策略——对天津市两个省级组织的个案研究

我国社会组织面临着合法性和经济资源的双重困境,并缺乏自主性,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对天津市两个省级体制内社会组织的个案调查,却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与之相反(而并不矛盾)的特殊事实。为了重构这两个组织获得合法性和经济资源及其一定的自主性的特殊逻辑,本文首先对组织社会学的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建立了体制内社会组织对国家-社会的合法性与经济资源的双重依赖的分析框架;然后,重构了两个个案对国家与社会的双重依赖格局,特别是揭示了其平衡这一依赖的相关策略。缺乏社会基础的体制内社会组织凭借和利用国家的特殊合法性支持而进入到社会领域中以汲取资源的相关策略,被称为"寄居蟹的艺术"。本文作为一项个案研究,其分析有利于提出研究假设,而其结论不能直接普遍化。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制度建构与民族认同：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任务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建构是一项重要的未完成任务。本文从与前现代国家比较的视角分析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并认为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与前现代国家不同，这产生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两项重要任务：制度建构与民族认同。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了制度建构与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和基本内容。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国家内部的认同冲突及其治理

由于现代民族与现代国家这两个复杂的概念背后各自持有一套价值旨趣和伦理规范,导致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难以完全重合的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而这两种认同的矛盾直接引发了诸多国家治理的难题。同时,在全球化的强力冲击下,“公民”概念也无法继续作为一种连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有效中介,必须探索一种团结多民族国家全体国民的新路径。而对以“文力”为代表的基于中国文化与历史基因的概念的深入研究,能够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非我族类”思维惯性的国族整合之道。同时,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也有助于形成一种非“民族国家”模型的国家理论,这种新的国家理论指向的是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国际秩序。     

宗教、政治意识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对《论犹太人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肯定了鲍威尔对宗教批判的积极意义,通过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与基督教社会的类比分析,发现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以自身为中介,将人们的生活分为共同体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共同体并没有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是以这种差别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从而得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真正的基督教国家的结论,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必须像基督教国家需要宗教意识一样需要政治意识。但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守护所谓"神圣人权"的目的,必将使得政治意识瓦解,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最终被市民社会吞噬。马克思希望人们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实现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的解放。     

新中国国家理论研究70年:回顾与展望

国家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学领域的核心主题。基于国家基础理论、中国国家理论和比较国家理论三条线索,本文对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有关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展开综述。综述表明,七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展现出如下轨迹:在研究主题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主轴,经历了从"相对单一"向"一体多元"的转变;在研究指向上,国家理论研究始终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携手同行;在研究自主性上,经历了从侧重于国家理论的"知识引介"向"自主创新"转变;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从以"规范研究"为主向"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过渡。展望未来,有必要在国家基础理论、中国国家建构的理论提炼以及比较国家理论领域重点加强研究。     

政府合法性视角下的顶层设计与国家治理

在政治领域,对于任何国家或政治组织来讲,其所提出的一切理论、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维持其合法性而展开,国家治理、顶层设计也不例外。本文认为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今天,面对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新挑战,有必要分析任何重大政策对于政府合法性所造成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划分来讲,顶层设计侧重于在理论上构建改革的总体规划,国家治理侧重于在改革实践中解决各项问题。在人民群众越来越注重现实利益的社会条件下,从政府合法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顶层设计和国家治理活动共同构成了当前政府合法性的实践基础。     

法治、国家与治理能力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能力。在中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还是作为宪法的规范内容,法治国家都已经获得明确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地位。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界定,其一是在多元社会中法律权威与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其他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一方面须梳理澄清法治之基本要素,避免法治观念之混乱模糊,以形成更为具体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为避免法治流于空洞,则须从制度机制上保障法治治理能力的落实。     

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

"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韦伯意指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重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本文所概括的"良序合宜政体"。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些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西方知识脉络上,合法性也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而且有效性是所有合法性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     

索绪尔与巴尔特之外:符号学的第三条路

"符号学"产生至今,其学科位置一直与语言学相互纠葛.针对以索绪尔为代表、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组成部分的"符号学之语言学"观和以巴特为代表、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组成部分的"语言学之符号学"观之间的矛盾和联系,通过对这两种观点各自的学理透视,探讨符号学在进行自身理论建构的同时,找到了另外的广阔途径.现代研究使人们避开了传统语言学的领域,开拓了新视野,以相对的独立学科的身份走向了社会文化研究的各方面.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防范应对重大灾害风险的历史经验与理论阐释

抵御自然灾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课题，重大自然灾害防治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与自然灾害斗争并不断成长壮大的历史，呈现历经风雨却始终充满活力的面貌。基于历史性、整体性视角，从组织理论的维度构建“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敢于斗争的风险自觉”“高效权威组织领导”“灵敏应变的能力建设”等四个维度系统分析党成功防范各个时期重大灾害风险实践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展望防范应对重大灾害风险的前景，推动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提供坚实保障。     

我国农村灾害救助制度发展与完善研究

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农村往往是遭受自然灾害的主要区域，农村居民成为受灾主体。而农村灾害救助制度的发展严重滞后，灾害救助理论研究也落后于实践。本文从简要介绍我国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出发，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对我国农村灾害救助制度的现状进行剖析，从理念、立法、资金、管理等方面分析当前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农村灾害救助制度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制度的发展提供建设动因和对策支持。     

民主建设的大视野:党权、政权、民权的消长与互动问题

与社会、国家、政党三个基本概念相联系,客观上存在从理论上如何界定"社权"(民权)、"国权"(政权)、"党权"和在实践中如何处理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在我国,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它所拥有的权力之大、之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之重大、之深远,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因此,在当代中国,研究和探讨民主问题,不能不涉及中共的"党内民主"即"党权"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权"与"政权"、"民权"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执政党的"党权",简单地说就是"政治领导权"。执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党始终处于社会(人民)"之中",既不是在其"之外",更不是在其"之上",也不是在国家"之中"。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从根本上改变"党权高于一切"的状况,逐步实现"党还权于政"、"党还权于民"以及"政还权于民",实现由"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在这个进程中,必然伴随着民权与政权、政权与党权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以及如何平稳健康地使这种动态变化得到有效实现。这是对决策者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一大考验。     

现代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不同步的。这致使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呈现出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的发展轨迹。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是以提高国家控制能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直到20世纪末,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才开始由民族国家建构转向以提高国家合法性为核心的民主国家建构。因此,民主国家建构将成为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而现代国家则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所在。     

财税治腐的路径证成——兼论财税治腐的功能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财税治腐"能够克服长期以来以"治人"为主要反腐手段的弊端,这种模式通过明确财权边界、规范公共财产管理等手段,进一步压缩了权力的寻租空间。财税治腐以财政党规和财税法律为制度土壤,以"理财"和"治腐"为两大主题和形式目标,聚合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之下。以领域法学理论、公共财产理论以及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理论为基石,财税法跨越不同法域的法学研究路径,以其务实、低调、灵活的特质在面对日益复杂的腐败治理难题时展现出十分独特的价值。财税治腐承载着实现权力规制、优化理财方式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重任务,同其他权力监督方式相结合,形成对公权的监督合力,共同构建出"法治财政、廉洁政治、现代国家"的理想图景。     

以双重革命构建新型现代国家——基于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分析

自秦以降,中国即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国家延续了漫长的岁月。不过,在“长期统一”的传统国家形态之下,中国传统社会与国家之间却保持着“长期疏离”,地方社会封闭的“小统治者”实际上控制着基层社会的运行和秩序。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新国家对旧有社会结构进行社会革命,以政权的力量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包含改革社会结构、培育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进而建立长期稳定的执政根基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构现代国家的双重革命,源于党建立国家政权与推进社会变革发展的双重使命。这种通过双重革命进行的现代国家建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超越：它既超越了传统国家的社会历史形态,也超越了西方理论的现代国家建构逻辑,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建构实践,具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家建设的特点。     

宪政对现代国家为何必要

实施宪政对现代国家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宪政为国家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通过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达到国家与社会、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最终建造一个强大国家。在当代中国以民主和法治为基本走向的现代化政治发展中,加强宪政建设应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