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以2007年四川省177个县级行政单位为样本,考察县级政府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量、管辖区域面积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量、管辖区域面积三大因素对县级政府规模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优化县级政府规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影响县级政府规模的这些因素,进而为确立合理的政府规模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对省级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政府规模是我国推进政府改革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索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国内学界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尚不多见,基本是政府规模问题研究的空白点.从政府规模的概念和影响因素入手,以2003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台湾、香港、澳门、西藏除外)为样本,运用SPSS软件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对学界普遍认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人口因素、地域面积以及民族因素进行考量,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负相关,说明瓦格纳法则并不适用于现阶段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高度负相关;人口因素与政府规模呈高度负相关.这个结论与我国许多学者的经验观察与主观感受是相反的.地域面积与政府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但在省级行政单位这一层面上影响非常微弱,不像有的学者强调得那样大;少数民族比重与政府规模呈高度正相关,这是一个新的定量研究发现.由此提出:在建立合理、优化的政府规模时,应更多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其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充分关注不同区域的特殊情况,对症下药地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在推进政治、行政改革时更应慎之又慎,以构建与市场经济大背景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温和稳健,防止过度激进,坚持理性考察,避免煽情之作,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国省级政府人力规模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目前，国内学界对政府人力规模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主要局限于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基本视角对中国政府的人力规模进行历史考察和国际比较，对我国省级政府人力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尚不多见，基本上是政府人力规模问题研究的空白点。本文以2006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台湾、香港、澳门、西藏除外）为样本，通过Eviews5．1软件对省级政府人力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综合指数、地域面积、政府财力因素与我国省级政府人力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因素与省级政府人力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这个结论与我国许多学者的经验观察与主观感受是相反的。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对我国省级政府构建合理、适度人力规模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     

构建合理适度的区县级地方政府——影响浦东新区政府规模因素的实证分析

政府规模是指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由相应政府职能、政府机构、政府行为成本共同决定的活动范围。合理适度的政府规模是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的要求，也是我国历次行政机构改革追求的目标。本文在对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现状及历史变化调研的基础上，从中找寻出影响政府规模变化的基本因素并进行实证分析，进而从整体上把握区县级地方政府规模变化的运行规律。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适度政府论

关于什么样的政府才算是个好政府的讨论由来已久,其探讨的实质就是政府的规模问题,即如何找到一个适度政府。本文从政府规模的一般理论、适度政府规模的衡量指标两个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探讨,并在第三部分针对中国的情况指出,中国政府的规模仍属大政府模式,并提出了中国今后行政改革的方向。     

县级政府机构编制及人员规模影响因素调查——以A省为例

县级政府人员包括编制人员和编外人员(临聘人员)两部分,其中编制人员是县级政府人员规模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按照中央要求,多次推进机构改革,严格压缩县级政府机构规模,有序稳步推进机构编制工作。但我国县级政府人员规模配置的标准基本上还是维持十多年前机构改革时的标准,绝大部分单位的编制没有进行调整,已经不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发展等是影响机关人员规模的主要因素;行政管理体制及管理方式手段、社会管理复杂程度、社会组织发展程度、市场经济发展及开放程度、政府人员的素质能力和结构及工作作风等也是影响机关人员规模的重要因素。     

论政府规模控制理念的历史发展与思想

自从有政府以来,政府规模增长与膨胀的趋势就未曾停止,并且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规模控制的问题在很早就被政治与公共行政者予以高度关注。在对现代行政学产生前的政府规模控制进行了粗略的回顾后,分析了行政学发展不同阶段关于政府规模控制的理念与做法,指出在不同的阶段政府规模控制具有不同的特点,试图为现代政府规模控制提供有益的借鉴。     

谈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理论

政府机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推动政府机构改革走向成功，首先必须探讨和解决机构改革实践中的有关理论，其中基本的理论是：政府合理规模理论、政府机构平衡发展理论。一、政府合理规模理论政府规模是机构改革中基本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机构改革有必要对政府...     

我国城市公交服务治理模式与运营效率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公交服务为例

城市公交服务运营效率评价是政府选择治理模式的前提与依据,而明晰运营效率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则是政府深化公交治理模式的理论依据。在比较政府经营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差异及探讨效率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以长三角城市群公交服务为研究样本,应用DEA方法测算城市间服务效率的差异,发现市场主导模式效率要优于政府经营模式,但各自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都不高。为剖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对公交服务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Tobit回归,结果表明市场竞争、企业规模与运营效率显著正相关,且市场竞争与运营效率间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我国城市公交服务的改革应坚持市场化为导向,引入民营资本构建公有有限公司形式的国有民营模式,扩大企业规模和充分利用竞争手段,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政府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基于X市社会组织的扎根理论分析

在我国社会不断变迁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不断兴起,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学中“嵌入”理论的传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目标嵌入作为政府“看不见的手”成为当今研究的议题之一。为研究社会组织在政府目标嵌入下理性选择与感性认知因素的影响,通过对X市三家社会组织的16名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求政府目标嵌入下影响社会组织感性认知的正向调节因素及负向限制因素、理性选择中的正向驱动因素及负向阻碍因素,试图构建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解释框架,为地方政社关系发展及社会组织成长提供借鉴。     

中国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分析

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衡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政府人力规模有了显著的增长。在对中国政府人力规模过快增长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忽视了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分析了中国政府人力规模过快增长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防治妨碍构建适度、合理的政府人力规模这一政策有效执行的非正式制度因素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     

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理论探讨

“政府失败”与“政府失灵”对经济活动有着不同影响 ,关系到政府职能的界定。本文依据西方经济学对“政府失败”与“政府失灵”的界定 ,对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进行理论探讨。     

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

关于适度政府规模的研究是政治学和行政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政府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难题。自从人类有了政府以来,政府规模的非理性膨胀就陷入了周而复始的运动中。社会对政府公共供给的需求是政府规模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自身的体制、权力运行机制和政府职能发展的历史趋势也必然促使政府规模膨胀。政府规模的膨胀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而限制政府规模膨胀的一切理论设计和实践方案又都是不成功的。所以,限制政府规模的问题必须在政府类型的根本变革中才能得到解决,那就是用服务理念取代传统的统治理念和近代以来的管理理念,建立起服务型的政府模式。     

社会福利指数、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

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应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其最终目标。构建了政府支出与消费、社会福利之间的理论分析模型,利用优化控制理论与方法,从理论上论证了在最大社会福利的基础上存在最优政府支出规模与支出结构安排,设计了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新指标,并以此指标为基础,利用中国1982年—2005年的年度数据,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进行计量分析。其基本结论是:我国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各种单项支出与社会福利指数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满足我国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应增加政府支出规模,优化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体系,即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少投资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增加以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公共服务性支出,以促进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执政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正>腐败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目前,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如何处理好反腐败与市场经济改革、政府治理、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利用中国2000~2013年宏观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市场化程度、政府治理和制度安排因素对反腐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提升能够起到消减腐败的作用。政府治理对反腐败影响较为复杂,政府规模表现为规模越大,治理能力越完善,越     

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决定因素:基于36个城市的定量分析

当前理论和实证上解释中国地方协商民主制度化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对不足。以听证制度为例,检验各类经济社会因素对城市政府制定的听证文件数的影响,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社会性支出力度都对听证制度建设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外商投资规模则不利于城市听证制度的发展。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具有鲜明的功能主义导向,其主要目的是提高治理能力,解决城市政府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     

论政府规模及其合理尺度

政府规模是行政改革中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合理的政府规模关系到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转，决定着行政费用的消耗和行政效能的提高。为推动新的机构改革及整个行政改革走向成功，有必要对政府规模及其合理尺度进行探讨和分析。一、政府规模的涵义及其构成政府规模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一定组织原则建构的政府各个具体组成部分的总和。广义的政府规模指一切国家机关的构成规模，本支探讨的政府规模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构成规模。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政府规模都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两个方面。1．内在规模。内在规模指政府职能和行政…     

地方政府如何保持其创新的可持续性？——基于多案例比较的探索性研究

自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可谓竞相迸发,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同样至关重要。学界已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梳理,但关于政府创新可持续性如何保持的研究尚未得到更多注意。本文从组织管理的视角,对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保持的关键过程环节进行划分,然后通过对多案例的探索比较发现：不同政府创新的发起目的不尽相同,对应不同的创新认同程度差异,同时创新可以调适改变的程度也有不同。结合政府创新面临的体制环境差异,可以基于创新的“认同-调适”二维框架,将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保持型态分为“动态调适、沉淀固化、深化改进、借力维持”四类,同时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保持型态也会因管理干预而相互转换。本文尝试建构地方政府如何保持其创新可持续性的理论知识框架,可以为各地政府创新实践的探索提供理论参考。     

政治沟通视角下的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政治沟通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治理评估研究中却长期被忽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将政治沟通纳入地方治理评估过程,以"平台—政府—民众"为框架构建指标体系,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现对各级地方政府沟通水平的测算和排名。从测算结果看,当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与民众在不同层面上开展沟通,但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均衡、不充分特点。作为衡量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沟通指数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理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资源配置等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和测算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既可为我国的地方治理评估引入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对提升地方政府沟通能力具有启示意义。     

流动人口政府信任的实证检验研究——基于全国七城市的调查分析

流动人口政府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本文根据全国七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的调查数据,利用SLM模型对流动人口的中央政府信任、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进行比较分析,并从规制认知论、绩效判断论和责任回应论三种理论视角,探讨影响流动人口政府信任的因素及其在各级政府上的异同。数据分析的主要结果是:流动人口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对城市政府的信任次之,对老家政府的信任程度最低;在具体的影响因素上,三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深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政府信任不仅受法律认知、民生评价和实际获助这三个外在环境影响,亦受其新生代年龄、党员身份等个人背景的内在力量作用。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基于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对各级政府信任的各种因素,培育与促进流动人口对各级政府的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