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困境

智能机器人在给人类生活带来日新月异变化的同时,给人类带来新的伦理挑战。智能机器人智能性的提高,促使人类在与其互动中更深刻地思考人的本质。智能机器人替代部分人类社会角色从事繁重危险的工作,解放劳动力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智能机器人的警惕和担忧。脑-机接口、人机交互技术使人机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智能机器人与人在技术实践中构成共同的道德行动者,但目前,智能机器人仍然是弱人工智能,无法独立承担道德责任,不能成为和人类同等地位的道德主体,破解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困境,需要建立人-机责任共同体。     

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新思考

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是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传统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曾简单地认为行政法律关系只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将主体双方的不平等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显著特征。而事实上与过去相比,行政法律关系已有了十分明显的发展变化,“不平等”已不能概括其基本特征,理应以“对应且不对等”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关系的科学定位。     

高校管理中的三大法律关系探析

高等学校与国家、高等学校与教师和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法律关系。能否处理好这三种法律关系成为推进高等学校管理法制化的关键。尽管这三大法律关系已随着我国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其中仍还存在着一些不符合教育法律法规和不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的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必须在明确各种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分清不同法律关系的界限,提高高校行使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的透明度,构建不同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主张和申诉的有效途径,提高高等学校管理的法制化、民主化水平。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面临的冲击与挑战——以无人驾驶为切入点

信息社会的延展铺开,催生了人类由解放双手到解放大脑的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呈现出势不可挡的趋势。智能化背后人的主体性地位遭受挑战,作为人工智能的代表性产物无人驾驶汽车引发交通事故的情况,超出现有刑法规制的范畴,陷入法律与道德的围城。对此,应由前置法律先行拦截,刑法作为后盾保障,并将智能机器人纳入刑事犯罪主体的范畴进行考量,明确日渐智能化社会下的责任归属及责任承担范围问题,在推动科技文明进步的同时防范科技带来的法律风险。     

食品安全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权力规制和权利维护统一的视角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借助权力和权利统一的理论工具,食品安全问题的最终破解可以建立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互动的治理模式,首先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要对食品安全问题达成观念上的共识,同时建立信息的互动与反馈,并在相关法律规范的支持下保持监管行为的统一。     

劳动力产权与劳动者组织：工会

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包括资本产权和劳动力产权。劳动力产权是市场经济劳动者地位、身份、权利、利益的根本性基础。劳动力产权是指劳动者作为其劳动力的所有者时受益或受损的行为权,或者说,劳动力产权是受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和法律保护的利益和负利益的总和。它是一组权利的组合,一般由劳动力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等“四权”组成。其中,劳动力所有权是主体对劳动力的最高占有关系和权利,其意义在于解决在某一社会生产形态下,谁是劳动力的最高权力主体。其他的“三权”是在劳动力所有权基础上,进一步界定对劳动力的实际占有关系或权利,旨在说明产权分化状况,阐明当事人拥有     

行政指导相对人及其权利保障

行政指导属于一种延续性行为,是一个从作出到发生效果的动态变化过程。就行政指导单方面而言,它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没有形成行政法律关系。但是,当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后,其性质必然发生变化而成为一种行政法律行为,构成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指导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是义务主体,行政相对人是权利主体。由于行政指导相对人的权益与行政指导主体的指导行为休戚相关,而行政指导主体本身所具有的“自利性”倾向极容易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所以必须强调使行政相对人充分享有知情权、程序抗辩权、受平等对待权和申请救济权以作保障。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政府与地方性法规

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权利制度变革说明,建立一个权利主体明确、权能完整、权利义务关系清晰的农村土地权利制度必须依靠全国性的法律制度变革.     

论行政公职人员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

行政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可以体现为行政主体的组成人员、外部相对人和内部相对人。在完善我国行政公职人员的权利保护机制方面,应汲取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合理成分。完善行政公职人员权利保护机制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是完善系统内的权利保护机制,主要是完善申诉制度和内部行政决定的程序;一方面是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自由主义对环境权证成的限制

环境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利,其内涵和外延是许多中外学者探讨的理论难题。但是环保运动的发展和环境权理论的探讨,都没有使环境权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并获得有效的证成,这导致了"在立法上设立环境权来保护环境利益"流于口号。环境权概念具有复合性,即主张免于环境破坏的消极权利属性和主张政府改善环境的积极权利属性,而这两方面的权利属性与已有权利体系存在着一种紧张性的关系。这种紧张性关系正是环境权迟迟不能在法律上证成的原因。同时,这种紧张性的关系直接根源于自由主义传统,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只能将环境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来分别考量其两方面的权利要求,难以有所突破。     

新型权利主张及其法定化的条件--以我国社会转型为背景

虽然不断出现的新型权利主张是自然权利、道德权利和习惯权利等多种权利形态的复合体，但基于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密切相关性，不能简单依据法律条文就对其进行否定，而应以德沃金的权利理论为指导正视其他权利形态，并以社会转型为背景分析其产生的具体原因。新型权利主张的主体、内容、客体等构成要素之所以发生一系列历史变迁，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转型使民众向国家发出分配正义的社会诉求。对此，必须立基于社群主义的政治立场，采纳自由主义的法学元素，严守法定权利的本质属性，明确新型权利主张法定化的具体标准：真实性、准确性、重要性。     

宪法权利与人权

当今世界上,人权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多。当人们在谈论人权时,却很少探究人权是一种什么意义上舶权利?它的主体是谁?宪法意义上的权利与人权是什么关系?人权的根本保障是什么?本文试对这些问题做一探讨。 (一) 人权(human rights),顾名思义,就是人的权利,是根源于人的尊严而产生的权利。 人权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它的主体必须是全体人类。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享有本宣言     

福利供给变迁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实现制度研究——福利供给的国外考察与启示

福利供给,究其本质体现为政府主导下的利益配置的过程,意味着政府担当的具有直接助益性的积极义务,蕴含着责任主体、参与供给主体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动态、复杂的利益关系。作为福利供给的责任主体——政府必须面对福利供给变迁的客观趋势,思考政府福利供给责任的具体内容及其实现方式。而有效的法律制度设计将促使其在衡平社会成员——福利供给需求者的权利享有与义务承担的基础上,有机协调与非政府部门——福利供给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而共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利益的均衡配置。     

WTO与中国法制建设

世贸组织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其核心是一系列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我国一旦加入世贸组织，就要享受权利，承担相应法律义务，即必须负责任地遵循这些规则和履行承诺。可以说，世贸法律规则对国内立法及执法司法、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等都将带来深刻影响，甚至会成为一场新的法制革命。     

集体所有制所有权份额界定及相关问题探讨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作为两种不同的公有制形式具有平等的法律主体地位。文章从《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出发，研究和界定集体经济的权利主体及权利主体代表性问题，提出“所有权份额”概念，将集体经济权利同集体经济成员联系起来，分析取得这种权利所取决的户籍条件，这种“所有权份额”权利的实质性存在及其给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道路带来的挑战。同时以“新苏南模式”为集体经济改革的实践范例，分析“所有权份额”的实现路径问题。最后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集体经济改革角度出发，以“所有权份额”为切入点，提出了相关政策改革和立法的建议。     

法律伦理学视域下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构建与完善

法律伦理学是一门法学与伦理学交叉学科,其对于食品安全法的考察,可以为这部社会性法律提供新视角。食品安全法在建构其法律体系的过程中,也应足够重视来自伦理学角度的评价。运用法律伦理学方法考察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建议从加强法律部门的协调性,明确食品安全法律主体的权力、权利及责任关系,完善社会共治的法律保障体系三方面,构建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伦理耦合体系。     

产权交易与产权制度改革

产权交易与产权制度改革刘国忠，张长友一、产权交易存在的问题产权交易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必然存在许多问题，其主要表现如下；其一，人们对其认识不统一、产权主体的归属、产权主体与产权交易主体、资产与产权关系、产权交易对象与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场内交易...     

塑造民族间相互认同的文化根基的法律对策

加强重大理论研究和传播机制建设,规范和引导民族理论研究和宣传,防止错误观点的消极影响,是塑造民族间相互认同的文化根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应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政府、理论工作者和普通民众在理论形成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以保证理论形成机制的有效运行;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加强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宣传教育,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形成一个正确的民族观、法律观;加强理论工作者的公共责任意识教育,使其更好地履行理论生产和传播的职责;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民族""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等基本概念的含义,消除理论工作者基于不同诉求的任意解释以及对民族关系法治化造成的消极影响。     

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中的政府定位与制度建构

从理论上说,政府在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中的定位是促进融资主体、行业组织和商业银行等治理功能的发挥.我国政府在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中存在异位现象,无法有效促进其他主体发挥市场治理的功能.这与法律对政府权力约束不够相关,也与法律对其他市场治理主体的权利保障不力相关.促进政府角色回归需要在制度上加强权利保障和权力约束,并以此理顺政府与其他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主体的关系.     

老年数字弱势群体保护的人权嵌入：理论机理与构建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突出强调了对于老年人的人权关怀。数字人权架构于智慧社会建设的基础之上，是科技与法律共生演化、相互缠绕的人权形态重塑。数字科技开发利用中“老年数字弱势群体”的出现，体现了数字人权逻辑下智慧社会治理困境的特殊主体缘由，也反映出各个数字利益主体相互之间共生式的权利博弈关系，深入揭示智慧社会变革引发的老年数字弱势群体权利的实质不平等问题，分析数字鸿沟诱发老年群体社会关系边缘化的风险，将有助于避免社会数字化进程中仅仅是将人作为信息处理的客体，造成“数字麻木”。从伦理性、道义性、正当性反思数字人权嵌入维度，实现从数字治理向权利保护、从不平等技术供给关系向数字权利正义、从倡导性解决策略向强制性法律保护的升级转型。对此，需分析数字技术使用中不正义行为的客观存在，植入倾斜保护原则，对老年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义务予以矫正，前移法律介入保护，确立防止侵害义务，推进老年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平权变革，凸显出数字化时代的“科技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