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舆情参与到现实行动: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生成机理

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场域与频率的扩大和增长必然冲击现实社会的有序性,而其源头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性又依赖于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生成机理的深刻揭示。基于国内外互联网动员与网络集体行动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我们建构了一个用于解释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宏观过程和个体行动者之所以选择参与以及怎样参与的微观过程的理论框架,并通过设计的量表和软件工具对多个地区进行了调查检验与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现实环境中的资源禀赋、情感驱策下的动机累加、认同构建下的行动触发、理性博弈后的现实参与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在与行动主体的紧密互动中实现了从舆情参与到现实行动的转化。     

大数据在行政决策中应用的反思与优化——基于科层制运行视角的考察

大数据提高了科层制的运行效率，在行政决策中发挥着扩充决策依据、改良决策方法等独特功能，但数字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影响是双向的，受制于科层制中的固有变量以及大数据与科层制之间的冲突等因素，大数据的嵌入不仅未能真正改变传统组织结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科层制“绑架”，导致技术赋能变“负能”，带来行政决策的新难题。基于治理要素的构成视角，从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明确决策者、公众、专家、大数据四位一体的治理主体，形成考核与问责机制联动的治理制度，构建整体性治理方式等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对策，以系统优化现有的科层制，消解其积弊。实现技术其外、科层其内的融合性治理架构，真正实现技术赋能价值的回归，进而提高大数据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网络参与道德风险与治理策略

网络参与是公众获取信息资源、行使民主权利的新渠道,是政府展现执政形象的新舞台。但作为虚拟技术支撑下的参与方式,网络参与同时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潜存着道德自觉弱化、理性表达缺失、道德底线崩塌的可能。网络参与中的道德失范,对网络空间与实体社会的秩序、公众的合法权益、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形成了威胁,增大了执政风险。作为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政府理应加强对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反思,基于建构理性的网络参与法制、机制和文化等思索,探寻实现网络参与"道德化"的有效路径。     

略论当代西方国家行政领导模式的嬗变

新公共管理中“企业家政府”力主“掌舵”的行政领导模式，政府行政领导效能由此明显改观，并且推进了治理变革，但也造成参与价值的隐去、社会公平的缺失与治理易于失灵等问题。后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改革由此尝试“共享领导”的新型行政领导模式，并将其内涵界定为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增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实施愿景型领导等几方面，从而相应弥补了企业家政府掌舵模式所存在的诸多缺陷。     

基于扎根理论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研究——来自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经验的证据

公众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为例，运用扎根理论对深度访谈转录文本和政府官方文本进行编码，提炼出六个主范畴和一个核心范畴，构建了“意识—能力—保障”归因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个体身份特征、社会文化环境、其他参与主体、公众参与意识、公众参与能力和公众参与保障等共同构成了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因素集，其中公众参与意识、公众参与能力和公众参与保障对公众参与有效性起决定作用；公众参与有效性类型可划分为互动合作型、自主探索型、被动参与型和无参与状态等四类，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较强，趋于互动合作模式。提出对策建议：培养公众参与意识，促进公众主动参与；提高公众参与能力，促进公众深度参与；健全公众参与制度，促进公众有序参与。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     

区块链技术驱动下的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一种理论诠释

当韧性成为现代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新引擎”，如何“发动”成为关键。治理“空转”以及制度“悬置”的困境往往导致韧性“入场”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区块链与韧性治理在结构本质、运行逻辑以及制度功能上具有较高的逻辑共通性，有望作为技术载体拓展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的理论范式。依据“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进路，区块链驱动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表现为：区块链融合科层制生成结构韧性，构建“可见—激活—开放”的全过程公共资源治理模式，实现过程韧性，并将区块链内置稳定的“契约关系”作为信任服务的基础设施，加强城市公共安全跨界长效合作，促进以共知共享共生为核心的城市共同体强化功能韧性。在解构区块链技术特质与韧性治理制度逻辑互动相长的基础上，也需关注其内在限度，包括技术与组织的整合困境、技术应用与治理场景脱节以及制度加码下的功能失衡等问题。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网络公众参与

网络公众参与作为在现代传播媒介下所展开的公共对话、讨论的过程,是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从近年来网络公众参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公共对话、讨论缺乏“理想的沟通情境”,而这一切与社会资本缺失直接相关。要提高网络公众参与的有序性与有效性,必须全方位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     

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一项双案例比较研究

基于对H市庭院改善工程与B市地铁5号线加站两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政府动员下的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一定低于自动自发的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其在"公众参与的成本"指标中的表现甚至优于自动自发的公众参与。原因在于,公众参与中的"信息渠道""互动方式""决策权分配"影响了公众参与行动的有效性。而公众参与行动聚焦的公共议题的性质通过影响"政府对公众参与行动的态度",决定了公众参与行动中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是否充分以及公众是否拥有决策权。那些涉及公众私人空间、公众与政府利益耦合的公共议题中的公众参与更能够被政府接受,甚至得到政府的动员和支持。     

公共管理与公众舆论

自18世纪开始兴起的公众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形成,而20世纪公共管理的勃兴正是这种民主思想体制化的必然结果。对于公众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认识分野,受制于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在近代公众舆论观向现代公众舆论观转型的过程中,公众权力论逐渐让位于管理控制论。由于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关系失衡,当代公众舆论面临着环境危机。在目前善治的要求下,公共管理从公共利益出发,必须以保护公众舆论的自由和多元为己任,确立自身被监督者、反馈者和配给者的多重角色,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论公共政策之公共利益取向

从利益的起源出发,分析了公共政策三种不同的利益取向,提出公共政策必须坚持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对公共利益的内涵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强调制定公共政策必须追求公共精神,促进公共利益.     

公共政策活动中的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

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和目的,公共决策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并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主要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通常选择那些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方面,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在此基础上综合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通过公共政策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各个社会成员间进行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须立足于组织使命的完成和最高目标的实现,因而也是有代价的,为此,必须使政策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达到政策行为规范化,而要做到这些必须使政策尽可能做到社会公正,并努力使政治决策系统接受,这样,政府的政策才有合法性和权威性.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公信力重塑

面对公共危机,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理念、行为和效率都会影响其公信力。在应对危机中,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则可能出现:公众对政府的危机治理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而极度恐慌,政府的危机管理缺失社会力量的参与,甚至使政府与民众关系紧张乃至冲突等后果。因此,政府在控制危机的过程中,需要在公共政策运作机制、干部人事管理体制、政府法制建设与管理创新、政府组织与运作、国际沟通与协调机制等方面积极创新, 提高其公信力,并且要确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政府、依法行政和法制政府、市场观念和有限政府、责任意识和高效政府等现代政府理念。     

Inefficiencies in Public Policies

'Government failures,' or inefficient public policies, can be classified broadly into two groups: those whose faults fall on the supply side and those that are imperfect on the demand side. The former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X-inefficiencies and those deriving from the failure to adequately perceive the actual policy benefits or costs. The latter result when policy demands are either inflated or lower than the socially optimal level. This article examines each of these groups in turn with the help of microeconomic analytical tools, proposing remedial political/policy measures for e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