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动力视角下环保NGO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在全社会呼吁生态文明建设和多元治理的今天,政府、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主体不仅急需对自身角色进行清晰定位,更要实现符合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多元共治。在环保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作为中国成立最早、最活跃,也是最有影响的NGO类型,甚至一度在生存环境、组织能力较不成熟的情况下,超长发挥对生态环境正向保护、支持、引导的作用,树立良好形象。而公共危机作为风险社会中最为紧张、各社会利益主体最易达成"公共理性"的境况,在强调时间、空间、社会共同逻辑作用的城市空间动力视角下,分析NGO与其他各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对政府、NGO等发展均有着良好的助力、借鉴作用。     

INGO与事业单位在扶贫领域中的合作模式——以甘孜州为例

当前学界在研究非政府组织(NGO)时普遍采用"政府-市场-NGO"三分的分析模式,通过在甘孜州实地调研发现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以及本土NGO与事业单位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呈现出"政府-事业单位-市场--NGO"的新合作模式.INGO开展扶贫工作的主要合作途径是:直接与政府合作;经由政府部门充当中介,促成与事业单位的合作;由事业单位发起的NGO主动与INGO合作;INGO直接与民间发起的NGO合作.事业单位与INGO的合作中主要扮演引路人、支持者、受益者、受助者和领头人的角色.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背景下,事业单位改革、INGO的发展及本土NGO的发育是适应与推动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的必然.     

人际信任:草根NGO与政府合作的核心要素研究——基于温州的实证分析

草根NGO与政府存在合作与非合作的两种关系。在我国,一般认为政府倾向于对草根NGO采取抑制、打压、取缔等多种方式限制其发展。但现实中依然有一些草根NGO与政府具有一定的合作关系。现有文献认为,相互间的信任、资源依赖以及组织功能是影响草根NGO与政府之间的合作的关键。温州"公益圈"草根NGO的访谈及问卷调查,对以上因素进行了验证。由此我们发现,相对于组织信任、资源依赖和组织功能,草根NGO负责人与政府部门主管官员的个人人际信任在草根NGO与政府合作中起核心作用。     

大学毕业生加入NGO的意义及可能性探讨

NGO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与政府、企业并存的社会三大组织。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它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直接影响是知识贬值、人力资源浪费;间接影响是影响民生、影响人们对消费和教育投资的态度、影响和谐社会构建与"十二五"规划的完成。把过剩的大学生劳动力引入到NGO中去,以便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就业,缓解我国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因此NGO的发展对大学生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伞状结构化”及其基础上的专业化——法国第三部门经验对中国NGO发展路径的启示

中国第三部门还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其专业化水平不高。法国第三部门的"伞状结构化"及其基础上的专业化对促进我国NGO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国第三部门"伞状结构"的构建需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一是NGO的身份合法化,二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分离,三是对具体NGO的活动领域和功能有明确的界定和划分。在前提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政府要积极有为、适度引导,建立有利于第三部门伞状结构发展的政策环境。首先,政府需要进行自身的机构改革;其次,政府要负责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框架;再次,政府无须强制执行而是积极引导NGO自发形成这种伞状结构;最后,在构建伞状结构的同时,政府要出台一系列的扶植政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等,帮助联合会建立符合自身需求的支持服务部。     

温和、柔性及其差异化:中国女性NGO的行为机理探析

中国的女性NGO作为以社会性别平等为目标而为女性群体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伴随着中国性别差异问题的凸现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求而产生,在本土化发展中也形成了自身的特性与行为模式。中国"自上而下"的解放运动使女性NGO成为微笑的女权主义表达机制;中国妇女群体的分化使女性NGO的代表利益问题也变得具有差异化;而在组织结构上,中国妇女NGO由于其女性的价值观主导与女性社会化的方式,决定了自身具有强烈的柔性管理特质。     

香港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

<正> 在香港,处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NGO(非政府组织)非常活跃。经过多年发展,当前香港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关系,呈现动态的"调整"式状态。近年来     

政府和社区NGO合作化解社区矛盾

正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是指独立于政府、市场之外,采用非营利性的社会服务形式,弥补政府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失灵与不足,提升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能力的社会公益组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矛盾纠纷日益突出。社区是居民全体聚集的地方,其内部矛盾如政府和居民间、企业和居民间以及居民和居民间的矛盾化解程度影响到     

NGO参与劳资关系治理:理论演化与研究述评

劳资关系治理理论演变路径揭示,劳资关系治理主体日益走向多元化,NGO参与劳资关系治理顺应这一趋势。关于NGO的作用效果与机制,已有文献研究表明,NGO对劳资关系改善具有许多正面影响,与工会、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产生相互作用,NGO的参与为劳资关系治理开辟了新的路径。     

看NGO何以参与社会治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同时进入了社会分化时期。社会已经出现广泛的利益分化与阶层多元化,代表各阶层利益的团体组织NGO的出现为社会治理①带来了新局面。一个稳定和优化的政治体制在能够满足人民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同时,还应能够通过制度创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需求。同时"有限政府"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为NGO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有利环境,并且面对利益多元化,社会冲突不断增长,而很多小矛盾更会演变为群体性事件等一些问题,政府的刚性维稳手段明显不足,这些现实都倒逼社会管理方式的改革。从NGO何以能参与社会管理这一视角分析,得出社会治理多样化,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出路。     

华南农民工NGO的组织环境分析

本文将农民工NGO的组织环境分为组织外部环境和组织内部环境。组织外部环境指NGO与国家、社会、服务对象的关系;组织内部环境包括组织行政运作、服务项目等方面。农民工NGO在组织行为上出现趋同化的情况,也出现组织生存形态多样化的特点。     

政府改革与"非政府领域"的成长

政府改革的成功和政府治理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元因素的支持 ,“非政府领域”的成长是其中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非政府领域”包括非政府组织 (NGO)、家庭及社会中介组织、企业及市场中介组织等 ;特别是其中作为战后大规模兴起的组织类型的非政府组织 (NGO) ,它对政府改革和政府治理的重要性不但体现在它本身作为公共组织的一种类型所具有的公共管理属性上 ,而且更体现在政府组织和“非政府领域”之间应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上     

“资源依赖”视角下政府与NGO的合作——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

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来解释,政府与NGO的合作存在着高度资源依赖的关系:政府对NGO提供公共服务的依赖,NGO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依赖。实践说明,政府与NGO合作是建立在各自拥有资源相互依赖基础上的有效合作,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促进了政府与NGO关系的良性发展。但在现实中,政府对NGO的公共服务依赖还是很有限的,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依赖,理想模式应该是平等的相互依赖关系,即政府与NGO都基于公共服务的目标,相互依赖对方的资源,满足服务接受者的需求。     

农民工NGO建设的政策需求与生成路径

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农民工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其合法权益却没有得到应有保护.而农民工仅凭个人的力量往往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产生了对组织的需求.农民工非政府组织(NGO)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供了组织保障.然而,农民工NGO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工程,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试图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对农民工NGO的建设目标、政策需求和生成路径进行探讨.通过文献研究法和个人观察归纳法,认为农民工NGO的建设依然面临着法律、经费、制度、人才等方面的困境.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和组织的生存困境,得出:现阶段农民工NGO的建设目标应该是发展面向基层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基层组织.政府应该给予农民工NGO提供政策支持,包括进入与退出政策、资金与资助政策、制度与技术政策和人才与人事政策,从而推动农民工NGO的内生路径和外生路径的协调发展.     

建立和完善我国NGO监督机制--基于"多元共治"模式的构想

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NGO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NGO缺乏外在硬约束,我国现行NGO监督机制存在明显问题1、外部监督立法不完善2、政府监管体制不合理3、社会监督乏力4、组织自律不够.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一样,外部监督机制的缺陷会导致NGO公共责任的缺失,因此,NGO的监督应实行多元共治的监督模式     

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     

整体治理视角下我国NGO志愿者管理机制问题研究

志愿者是NGO的核心。我国NGO志愿者虽然发展迅猛,但其管理机制存在不够规范、缺乏激励内核、资金不足、人才紧缺、专业培训和"实战"能力有限、基本权益缺乏法律的全面保护等问题。NGO志愿者管理机制问题的成因涉及管理理念滞后、政府"选择性"偏好、志愿管理链条失衡、专业跟进机制缺失、有效沟通机制缺乏、志愿者法律碎片化等。为此,从整体治理视角提出再造服务型新理念,重视专业培训,加大政府资源支持,完善相关激励举措,嵌入立体化沟通,建构国家、市场和社会整体治理,健全法律体系等"七位一体"对策,力图提升我国NGO志愿者管理机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规范NGO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NGO具有民间性、非营利性、组织性和自愿性特征。NGO是现代社会的重要部门,其活动遍及教育、科技、文化、环境保护、养老扶贫、医疗服务等领域,不仅弥补了市场缺陷,而且承担了部分政府的责任。我国社会对NGO提供的服务有巨大的需求,但现阶段我国NGO还处于较困难的创业时期,其发展受到了资金不足的巨大约束。推动我国NGO发展,政府责无旁贷。     

美国NGO组织发展的经验与借鉴

笔者在参与市委组织部的“都市计划”班赴美学习中，对美国NGO组织的发展规模及其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的广泛性和能力，留下深刻印象。本文就美国NGO组织的发展经验，及如何借鉴其经验促进深圳NGO组织发展等问题展开论述。     

“北欧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北欧模式"为我国的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以下借鉴: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和建立必须立足于国情;应当高度关注社会制度和政策的配套;要放手发展私人经济和混合经济;政府的职能应当主要是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建立多层次的协商机制与组织机构促进社会和谐;强调国际合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