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视野中行政相对人权利体系

行政相对人权利体系的意图在于将众多零散权利按照特定原则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便于人们去掌握和利用。以往学者将价值和规范分离的研究方法未能展现出行政相对人权利体系化的清晰图景。本文的努力不在于罗列各具体权利类型,而在于探寻行政相对人权利体系的价值与规范的互动逻辑,为行政相对人权利提供体系化思考的法则,以厘清行政相对人权利体系之根本,为行政相对人权利体系建构的一般原理以及体系思维作一个初步的考察。     

论农民土地权利及其救济

农民拥有事实上的土地权利始于家庭承包制,但直到2002年颁布《土地承包法》,农民的土地权利才得到法律确认。实际中,农民享有土地权利的现状不容乐观,现行农地制度安排不利于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农民寻求权利救济相当艰难。农村承包地不仅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更是农民基本的生存保障,只有真正落实农民的土地权利,才能为广大农村社会奠定稳定的基石,其核心要求是在农村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赋予农民土地永佃权,同时加强和完善权利救济机制。     

农民权利与公法之间关系研究

农民权利系农民基于城乡二元制度所定位之农民身份而享有。农民的身份性也为今天给予农民权利以公法保护提供了客观基础。公法具有不可消解的内部张力,这是推动公法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公法之所以能够为农民权利提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保护的原动力。宪法的静态规制功能是赋予农民权利以平等保护的前提,行政法的动态调整功能是给予农民权利以倾斜性保护的条件;农民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是宪法的价值追求,其享有和行使的程度是行政法价值的体现。     

农耕文化传承与农民权利保障的互动及协同——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

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农耕文化传承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传承农耕文化既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又要协调和平衡与农民权益保障间的互动关系。农耕文化传承对促进农民权利发展与实现有推动作用,能够促进农民权利主体化、体系化、法治化;农民权利的认知不足、权利保障缺失、法律缺位又制约着农耕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因此,通过法律、制度、机制等层面的架构,培育农民法治意识,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赋予农民相关权利;建立明晰的管理制度、农业文化遗产登记制度、资金保障制度;实施和引入协调保护机制、政策激励机制、利益分享机制、多方参与机制,相互融合,才能真正实现乡风文明、社会和谐。     

基于权利视角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是新农民,新农民不仅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更重要的是新农民应该是一个"权利"公民,有权利意识并被赋予权利。在多维的权利构成中,平等的政治参与权、保障人格独立的产权和社会生活的自由选择权是农民权利的基本方面。作为权利的制度供给者,政府应该提高权利认识,做好农民权利的界定和保护。     

权利二重性:解读农民自杀问题的一个视角

权利二重性是理解30年来农民自杀率变迁逻辑及其区域差异现象的重要理论视角。其中,权利启蒙论认为,分田到户以来,市场改变了资源的代际分配结构,农民的权利意识不断被启蒙,农民的行为逻辑逐渐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从而引发了农民家庭权力结构和家庭伦理秩序的适应性调整,使农民自杀现象在社会转型期得以凸显。权利规约论认为,农民的权利表达一旦失去有效的规约机制,就有可能在农村社会形成不利于老年人的自杀秩序;而如果能够得到村庄内部结构性力量的有效规约,农民代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就会在新的水平上达成均势状态,农民的自杀率随之就会出现明显的下降现象。     

土地征收与农民权利的宪法保障问题研究

土地征收之所以会频繁引发社会冲突,根本原因在于宪法无法有效约束政府权力,制止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政府既是土地征收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土地征收的主导者和纠纷的裁决者,政府必然看重政府本身甚至个别官员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淡视甚至完全忽视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征收涉及到规范政府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和国家利益等问题,而从本质上来看,这些问题都是宪法问题。为彻底解决土地征收问题,实现农民权利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应当充分发挥宪法在约束政府权力、制止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和保障农民权利的实际作用。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权利保护机制的构建——基于安徽农民权利状况调查

对安徽农民权利状况调查表明,农民权利认知提高,维权意识增强,农民一些重要权利逐渐落实,收入明显增加。农民权利保护存在认知肤浅不均衡、对部分权利行使的意愿不强、农民权利受侵害依然严重、农民维权效果不佳等问题。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权利保护机制的构建,应立法明晰农民权利的内容,提高农民的权利主体意识,健全农民维权的组织,完善农民权利运行的制度,确保农民各项权利落到实处。     

农民的土地权利及其救济

现阶段的农村承包地不仅仅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更是农民基本的生存保障,只有真正落实农民的土地权利,才能为农村社会奠定稳定的基石,其核心要求是在农村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赋予农民永佃权,同时加强和完善权利救济机制.     

公正视野中的农民权利

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状况,既反映出社会成员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具体处境(结果)如何,也是造成社会成员未来生存和发展状况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条件(原因)[1]。因此拥有基本权利是农民平等融入现代社会的最起码条件,更是农民平等生存和普遍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中国农民一贯是中国改革的原动力,当下农民缺少的不是进行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而是缺少必要的权利和自由,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关键在于消解对农民的歧视、重建制度,还农民以公民身份和平等的权利,不断提高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使农民有更新、更好地全面自由的发展空间。     

浅论农民权利与公法之间关系

农民权利就是农民基于其农民身份而享有的权利。与私法的消极维护相比,公法的功能在于积极的保护。宪法的静态规制功能是赋予农民权利以平等保护的前提,行政法的动态调整功能是给予农民权利以倾斜性保护的条件;农民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是对宪法合理性的证成,其享有和行使的程度是行政法价值的体现。     

农民权利缺失的政治根源探微

农民权利缺失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社会权利的缺失,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本文通过对革命和建设两个不同阶段中农民地位分析,认为社会我们党依靠农民阶级的大力支持和加盟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执政群体不应以特殊的身份去谋取经济利益,应当兼顾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均衡,努力做到全体人民的权利平等。     

进入城市的农民: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速。随着农民大规模进入城市,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体制逐渐为城市权利所瓦解。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长期以来农村的集体耕作与农业生产启发了农民集体权利的形成,因此,在这场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移民过程中,农民进城体现为个体城市权利的实现,本质上却是集体城市权利的实现。为了维系城市的空间安全,城市政府通过积分落户等城市政策实现农民的个体权利,但是这一政策事实上形成农民精英的个体抽离,从而削弱了农民集体性权利的实现。     

基层政府侵害农民宅基地权利的行为探析

宅基地使用权是法律赋予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权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基层政府侵犯农民宅基地权利的现象屡屡发生.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政府对宅基地发展权的垄断、政府土地行政权行使的失范、土地征收程序的无序,和村委会在维护农民宅基地权利的无力、基层民主不畅和农民话语权的缺失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层政府侵害农民宅基地权利的原因分析

宅基地使用权是法律赋予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权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一些地方基层政府侵犯农民宅基地权利的现象屡屡发生。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政府对宅基地发展权的垄断、政府土地行政权行使的失范、土地征收程序的无序,村委会维护农民宅基地权利的无力、基层民主不畅和农民话语权的缺失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农民生态权权利缺陷对农村生态保护的影响及立法对策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维护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生态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导致农民生态权权益主体的权利不明晰,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引发生态权利冲突,这使得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遭遇实施困境。为了使作为抽象人权的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得到落实,在理论上应明确生态权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在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作为农民生态权权能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和生态公益诉权。     

农民观念结构的分化及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转型期农民观念结构正在快速分化。农民“传统”观念、平等观念、利益观念、恋土观念的分化和部分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的增强,批判着不合理的结构和规范,生长着新的文化和价值取向,这一切势必造成转型期社会结构非和谐性,并在相当程度上滋生社会不稳定。因此,分析农民观念结构的分化,以便于我们控制、引导它朝着社会良性运行方向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理论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发展趋势

农民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的阶级特性、农民的历史地位、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以及农民的历史命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当代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农民阶层分化明显,流动性不断增强,权利意识显著提高,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未来,农民阶级内部各阶层将进一步分化发展,农民职业化发展将进一步明朗,农民组织化将进一步增强。     

农民文化权利的实现路径

农民文化权利是中国农民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种文化方面的诉求及利益实现的问题。关注农民文化利益。重视农民文化权利。有利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整体推进，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个体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有利于助推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参政权

参政权是我国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可以从革命性参与和建设性参与、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合法性参与和非法性参与、自主性参与和动员性参与、工具性参与和价值性参与、权力主导性参与和权利导向性参与等向度予以梳理归纳、概括总结和展望。从宪法上说,中国农民享有参与国家和社会经济事务的广泛民主权利,但事实上农民的参与权表现为虚弱的特性,农民参政权虚弱性与利益诉求扩展的张力,诱发了新的社会冲突。将亿万农民纳入政治参与体系之中,拓展农民平等的参政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全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