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信访与行政复议的衔接互动

信访与行政复议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是减轻信访压力,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的基本思路。当前,信访与行政复议的衔接互动存在诸多问题: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不清,二者衔接互动的标准不明确,衔接互动的方式不合理。加强我国信访与行政复议的衔接互动,应准确定位信访制度,明确衔接互动的标准,建立衔接互动的工作机制。     

我国社会转型期信访与司法契合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近年来,由于信访和司法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纠纷集中通过信访化解,严重制约法治社会建设.本文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在阐述现行信访制度及其工作机制功能定位的现状、分析其存在弊端和改革必要性的基础上,探索信访与司法契合的路径,旨在推动信访、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信访、复议和诉讼各司其职,相互衔接,协调统一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新格局.     

论法治视野下信访功能的定位

信访在中国成为问题与信访的功能定位有密切关系。国家把信访的功能定位在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方面,而公民更愿意定位在权利救济方面。由于公民对信访功能的定位和国家原初的定位产生了一定偏差,这使得国家在应对以权利救济为目的的信访问题时,难免带有功利主义的目的。从比较法的角度,信访权更接近于国外宪法所普遍确认的"请愿权"。就请愿权发展轨迹来看,早期的请愿权兼具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双重功能,之后随着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大量的私人纠纷主要诉诸司法程序解决,请愿权的权利救济功能逐渐式微甚至消失,今天请愿主要作为一种直接政治参与的方式而存在。请愿权在现代成熟宪政国家中的发展变迁图景为我们思考信访在我国如何进行功能转换提供了思路。我国应通过完善司法救济制度逐步把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中剥离出来,使信访回到原初的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的功能上来。     

论解决行政争议的路径选择及其衔接

信访、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我国解决行政争议的三大制度,但三者之间还欠缺有效的配合与衔接。文章试图在探寻三大制度自身"顽疾"的基础上,理清三者的受理范围、功能定位与运行程序,进而提出优化三者协调衔接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化解我国行政纠纷有所裨益。     

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实践困境、内在张力与优化路径

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是推进信访法治化的重要制度理念。但在实践中,依法分类的界限和标准的模糊性、法治体系与群众生活诉求的非对称性以及基层领导干部较弱的依法治理能力都制约着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制度理念的实现。而信访工作机构的科层化运作与群众信访诉求的平面化生成之间的矛盾、法治系统与群众日常生活诉求之间的矛盾则深刻揭示了依法分类治理面临的实践困境。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本质上反映了信访工作中政治与行政的内在张力,缓和这种内在张力,需要结合基层信访工作实践创新工作机制。优化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的工作实践,可在党政体制基础上建立信访诉求化解的联席会议制度,并立足于信访的社会治理功能定位,采用"先调后导"的工作模式,逐步吸纳法律精英人士参与到依法分类治理实践,进而有效实现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的制度理念。     

论法治视野下信访功能的定位

信访在中国成为问题与信访的功能定位有密切关系。国家把信访的功能定位在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方面,而公民更愿意定位在权利救济方面。由于公民对信访功能的定位和国家原初的定位产生了一定偏差,这使得国家在应对以权利救     

我国的信访制度及其完善

我国信访制度的功能主要有政治参与、政治监督、政民联系、政治稳定以及社会和谐等方面。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信访制度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为此,必须探讨完善信访制度的思路和措施。     

在回应民意与规范秩序之间寻求均衡:我国信访制度70年变迁的内在逻辑

信访制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政治参与、权力监督、权利救济的基础性制度,而价值理念、权利保障、组织机构及其权责关系是其核心要素。根据历史背景和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可将我国信访制度70年的历史变迁划分为创立期、发展期、重塑期以及全面改革期等四个阶段。总体而言,我国信访制度呈现朝着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的明显趋势。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范式,剖析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图景和内在逻辑,挖掘其制度精神中内蕴群众路线之历史基因,且重视经济社会结构剧变等情境性因素。在制度模糊性的结构性约束下,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图景源自中央政府的权力配置逻辑、地方政府的压力与责任逻辑以及信访人的权利逻辑等多重逻辑之间的交融碰撞和互动互构,在有效回应民意和规范社会秩序之间寻求均衡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信访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和核心线索。     

建设中国特色的法院信访机制之我见

信访是我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涉诉信访是司法民主的一种特殊形式。目前，我国法院在纠纷处理尤其是信访制度的设计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应从信访工作法制化、加强立案和司法救助工作以及加强信访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法院信访制度。     

论行政复议的功能与构造——历史、现状与改进构想

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发展历史中,其基本功能长期以来被确定为内部监督和自我纠错.在当下行政纠纷日益激增的情形下,这种功能定位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缺口已逐渐显现,因此,行政复议的基本功能应当向解决纠纷转变,以实现制度存在与制度效能的正向关系.功能的实现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机制,当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于纠纷解决之后,独立性的复议机构、司法性的复议程序以及多元化的复议方式便是其应然内容.     

国家治理视野下信访制度特性和功能的再审视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宝贵制度资源,它是体现"公民信赖"的制度,是遵循"动态民主"的制度,是简便高效的"权利救济"制度,是范围广泛的"权力监督"制度。从国家治理的视野审视信访制度,当前的信访制度具有特质数据、负正效应、隐性推力和刚性依赖等四大特性。新的历史时期,信访制度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权益保护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风险预警、政策纠偏的制度设置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和实施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和法定渠道,从长远而言,推动新时期信访制度的改革完善,应积极推进以信访立法为抓手的信访法治化进程,推进信访制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重要制度设计,推进信访机构成为党和政府重要的特色智库。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行政信访分权体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行政信访体制采取的是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模式,这种体制不适合当前社会矛盾多样化的形势,也不符合权责一致、管理重心适当下移的治理原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信访体制改革应采取中央信访机构巡回制度、省级信访机构垂直管理的模式,并结合其他各项制度改革对信访分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借鉴国外经验,使我国中央与地方信访分权机制得到有效完善。     

制度性缺陷:现阶段我国信访的突出问题

目前我国信访工作面临着诸多制度性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功能错位。我国信访制度主要具有沟通、监督、调节、救济等四种功能。笔者以为,沟通功能和监督功能符合信访制度建立时保障群众民主权利、加强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本意，而调节功能和救济功能则大大偏离了信访制度的民主本质和民主功能的定位。     

日本行政相谈制度的法制化建设及其启示

日本行政相谈制度在日本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与评价监督制度以及苦情救济推进会议共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苦情救济体系.日本在建设和发展行政相谈制度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出了法制化的价值理念,主要包括日渐成熟的行政相谈法规体系、完整的组织架构与工作机制、明确的行政相谈委员工作职责、成为沟通政府和民众的纽带等方面.当前,我国应当借鉴日本行政相谈制度的法制化经验,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信访机构调查督办权、扩大社会参与等途径,不断推进我国信访制度的法制化建设.     

信访制度的价值变迁与改革逻辑

信访制度的价值变迁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机制的价值嬗变.信访制度可以作为政治高度干预型体制向法治主导型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串联元素,以此可以维持社会稳定.21世纪以来对于社会稳定过分强调遮蔽了信访初露端倪的法治主义面相,信访陷入非常规运转的制度困境之中.信访制度改革,要处理好理想模式与现实应对的关系.为此,可以尝试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人大、司法与行政协调运行的信访“大体制”.     

制度互补与制度替代--政治参与视野下的人大与信访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信访制度一道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政治参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有其不同的制度成长逻辑、运作形式.信访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意外出现使得人大一开始承载了信访的特定功能.随着信访机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不断膨胀,人大信访工作也逐渐扩张.然而,在现有的权力运行框架下,人大信访工作的扩张却是以人大制度本身代议功能的边缘化为牺牲品的,这样非但不能根本上缓解信访机制所面临的压力,反而会通过人大代议功能的边缘化,最终损害中国政治的参与结构."信访洪峰"所昭示出的参与危机的解决有待于包括人大制度在内的中国政治参与结构的整体完善.     

依法治访: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出路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一项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行政机关、司法部门、信访者个人以及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造成了当前信访过程非规范化、非法制化的局面,有违依法治国的基本纲领。当前依法治访的对策在于:坚持依法处理原则,建立科学的工作格局;坚持人性化原则,完善司法救助的法律与体系建设;坚持与时俱进原则,完善信访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法律至上原则,建立和完善信访复查终结制度;坚持公平正义原则,提高司法机关公信力。     

变"人治"信访为法治信访--兼论新《信访条例》

2005年1月10日,国务院公布了新的<信访条例>,并于5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本文分析了新<信访条例>的主要特色及不足,认为新<信访条例>的颁布实施,仅仅是信访制度改革的新起点,后续的改革应该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采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取消"人治"信访,从而逐步走出目前的信访困境.     

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应对

肇始于建国初期的信访制度是我国国情的具体体现之一.现实表明,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设计与安排,虽然在一定的时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客观上与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不适应,在现实实践中业已成为国家政治认同流失的重要渠道,如果不进行制度优化和创新,将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信访制度的突破与创新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与紧迫召唤.     

游走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信访的发生学原理及行动逻辑

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设置和政府产生的内在逻辑蕴含信访的发生学原理。作为中国政治结构给民众所安排的一种诉求表达机制,信访在政府与民众的体制性沟通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它表达的既是民众对政府能解决利益诉求或权利救济的期待和信赖,也是政府对民众通过体制性渠道反映个体或群体利益诉求的信任。然而,囿于非公开化的处理过程、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目标的确定性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之间的悖论等因素,大多数信访行动会失效。失效的信访行动会通过影响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的失序而导致政府信任流失。政府信任的无限度流失会影响执政党的政权巩固,因此,在无法完全革除信访制度的当前,急需从重新审视信访的功能定位、革除压力型信访考评机制、整合信访机构并形成合力等角度提高信访效度,进而增强政府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