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建立独立量刑证据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明确做出区分,庭审中二者混同,调查顺序与方式均由法官自由裁量。而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已经建立的前提下,明确规定量刑证据的种类,将与定罪无关的量刑证据分离出来,置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之中予以认定与调查,适用与之相对应的证据规则,并形成独立的量刑证据制度,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勾建我国量刑证据契约机制初探

量刑程序的对抗性较之于定罪程序大大降低，因此，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模式也有别于定罪程序中的证明模式。在量刑程序中引入证据契约机制，建立合意式的证明模式，不仅会提高诉讼效率、缓和各方矛盾，还有助于实现量刑个别化和量刑公正。构建我国量刑证据契约机制应注意规范其适用主体、适用条件及法律效力等问题，以确保其价值目标的实现。     

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量刑证据思考

准确合理的量刑裁决必须建立在证据证明的基础上,传统的证明理论主要围绕定罪活动进行,对于定罪完成之后的量刑活动不能提供"药方"。因此,研究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证据问题显得必要。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量刑证据研究的理论依据在于犯罪归因理论和刑罚个别化理念。量刑证据研究在理论层面可以拓展传统证据法学的领域以及为构建完善的量刑程序奠定基础;在实践层面量刑证据规则的运用能有效约束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促进诉讼民主。     

我国定罪思路体系性缺陷案解

我国定罪思路具有其固有的体系性缺陷:在整体结构方面,价值评价先于事实评价;在事实评价层面,重主观要素而轻客观要素;在价值评价层面,重心理要素而轻规范要素。应从以下方面考虑重构我国定罪思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彻底分离并先于价值判断;根据行为整体的不同意义划分思考阶段;在我国定罪体系性思路中引入规范责任论并使之与我国理论契合,构建相对开放的定罪思路。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问题研究

死刑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处罚,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应继续沿用现有的证明标准,通过对证明标准的客观化倾向的改造和正当程序的构建对死刑进行控制,同时完善量刑程序下的相关信息收集机制和证据规则。     

浅谈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之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是侦查程序中的一个顽疾,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下,对刑讯逼供证明责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刑讯逼供的证明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对其事实的证明十分困难,应当明确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以有效应对与遏制刑讯逼供。     

美国的违约可得利益证明规则及启示

美国合同法确立了合理确定规则,降低了相关的证明标准,建立了事实与数额的区分规则,同时还将机会丧失理论引入违约救济。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当建立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建立违约可得利益诉讼的特有证明标准,在恶意违约情况下,适用机会丧失救济,并进一步适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估价机会损失。     

论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笔者认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按照罗马法时期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和罗森贝克规范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确立的一般分配原则,“谁主张、谁证明”;二是按照“危险领域说”确立了证明责任倒置的特殊分配原则;三是从证明责任分配的理念出发,借鉴利益衡量说的分配原则,按照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证明能力,综合确定证明责任的承担。与此同时,为了便于表述,笔者在对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进行分析之前对证明责任的概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国量刑程序的构建——以英美量刑程序为视角的分析

量刑不均衡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量刑程序相对独立于定罪程序,有利于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并形成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实现量刑的一致性。英美两国独立的量刑程序对我国量刑程序的构建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在我国有效的案件分流机制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是理性的选择。     

盗窃罪与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再区分——以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盗窃罪与诈骗罪该如何区分?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区分标准较为混乱,虽然在某些案件中,行为人使用了欺骗的手段,但是从诈骗罪的理论构造上进行考察的话也不应认定为诈骗罪。所以,应当从"处分行为"的视角来区分两者,这样才能做到正确定罪量刑。     

试论诉讼证明对象的重新界定——以事实信息理论为视角

关于诉讼活动中的证明对象,我国传统理论一直将其界定为案件事实。但这种解读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人们对它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混乱,使得证明对象的具体指向无法明确。而以事实信息理论为视角进行研究,将证明对象界定为待证事实,可明确描述诉讼证明活动的具体过程为"证据→事实信息→证据事实→待证事实→案件事实"。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的立法审视

构建科学可行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实现日臻完善的重要措施。我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证明标准、证明方式等规制,标志着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初步建立,也必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该规定关于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规定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审视和完善。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完善之学理分析

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是证明责任的分配。诉讼构造、司法证明活动的盖然性、犯罪构成理论作为背景性制度因素对证明责任制度构建有重要影响。具体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中，存疑有利被告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更具操作意义，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则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规定。我国证明责任制度之完善当注意与转型时期诉讼模式、客观真实诉讼理念、证明度要求等现实语境中相关制度吻合。     

中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体系还处在一个逐渐完善,逐渐构建的过程中。总的来讲,我国民事法律制度过于简单、过于笼统,特别是针对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有个非常原则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很多的证据当事人无法取得,而必须依靠法院来取得相关的证据,往往造成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情形,因此对当事人的权益的保护十分不利。     

民事推定理论之辨析——概念、分类及后果

由于我国学界对推定的理解众说纷纭,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导致相关条文解释结论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裁判的公平性,因此亟需对民事推定展开理论辨析。推定是基于非演绎推理逻辑结构的证明活动,其成立基础是经验法则和法政策。根据成立基础的不同,推定可分为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二者最重要的区别是法律后果不同:事实推定的法律后果是提证责任的转移;法律推定的法律后果则是证明责任的转移,而并非证明责任的倒置。     

有关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主体问题

证明责任是诉讼中遇到的首要问题 ,解决证明责任的承担 ,要明确证明的主体。传统法学对证明责任主体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 ,有必要提出一种更加合理的、有实践操作意义的证明责任主体设想。     

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在我国,以往量刑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随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行,量刑被提到了与定罪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也引发了对量刑的基础---量刑证据的关注。但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现状不容乐观,虽然司法机关相继出台的规定中,均涉及对量刑证据的规制,但这些规定十分零散,且不够完整与系统,相对于成熟的定罪证据制度而言,量刑证据制度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论我国刑事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问题在刑事证据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和案件的公平公开处理,意义颇大。然而,我国于刑事证据能力方面的研究在整个证据法领域尚处于边缘地位。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证明责任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样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立法、司法实践上,都暴露出制度体系的匮乏,无疑阻碍了证据制度现代化的进程。因此,立足于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和制度价值的层面,结合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现状,以期对我国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精神病抗辩之证明责任研究

震惊全国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发生之后,在"权利话语"的语境下,关于刑事辩护中保护患有精神病的被告人权利的讨论经久不绝。相比西方在精神病抗辩方面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我国目前对于精神病抗辩的研究尚处探索阶段,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关于英国和美国的制度及其发展历史,对于精神病抗辩本身的研究比较少,在证明责任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实践中对于精神病抗辩的证明责任更是缺乏统一的标准。本文主要从精神病抗辩的证明主体、证明内容和证明标准入手,以期能够厘清我国现阶段对于精神病抗辩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证明责任问题,为刑事诉讼中的精神病抗辩的理论研究增添色彩。     

试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缺陷

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不统一,与现代刑事法律中无罪推定的理念不统一;在实践中,也难以达到刑事责任证明标准,容易导致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此,需全面权衡其利弊,从法律体系上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