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之我见

<正>作为治理的一个层级和一种类型,国家治理是以国家"问题"为对象的治理,包括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科技、金融、政党、地方、国防和外交等方面"问题"的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国家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尤其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基层、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的治理;在治理层级上,国家治理是仅次于世界治理(又称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层级。后者是在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主导下多国参与的以解决跨国"问题"为目标的治理。这些亟待治理的问题,客观上要求将大洲和全球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层级,以实现多国共     

全球治理国内研究回顾与展望 ——基于CNKI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

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正剧烈变化,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全球治理赤字"问题日益凸显,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已成为多数国家政治行为主体呼唤的共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的参与中态度愈发积极,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运用CiteSpace可视化程序对近五年全球治理国内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系统梳理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历程、研究现状及热点,不断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提供"中国方案"。未来全球治理参与及全球治理研究需学习借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经验,积极拓宽全球治理研究领域与视野。     

“十九大”全球治理观影响下的中国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变革

党的"十九大"在过去五年国家治理活动和国际参与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的重要性,这一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必然会影响中国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安排以及全球贸易治理格局。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际贸易原则、贸易安排及实践活动,并在纵观国际上其他国家现行的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及贸易安排基础上,提出应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战略推进我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观点。具体而言,中国可以从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全球贸易治理绿色化、数字化发展,在全球贸易治理中融入价值链理念,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等方面,为全球贸易治理理念贡献中国方案。     

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一个“产品-制度”分析（PIA）框架

在重新分析有关集体行动的各种经典描述和简化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从资源/资本、人性、产品和组织四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为当前学界研究所忽视的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各种深层原因;进而,在抽象社区和五个基本社会行动者的简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从"产品-制度"分析(PIA)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各种理想模型--四种自主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模型、俱乐部治理模型、优势群体治理模型和私有化治理模型)和四种他助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型、企业治理模型、学者型治理模型和伦理道德型治理模型),描述了集体行动的社区治理类型树,主张在各种理想或元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集体行动困境;最后,通过对社区内外因素、社区内部机制、"产品-行动"框、行动者在特定外部影响因素下的选择机制,以及产品性质和其他特征如何影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诸种变量的逐一分析,发展了不同治理模式选择的规范模型(同时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或决策分析框架),并进行了简单的例证分析.     

全球治理视阈下我国外交的应对方略

全球治理是应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的挑战。全球治理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它给中国的内政外交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影响。我国外交必须制定出应对方略: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与定位,统筹协调好大国关系,打牢同发展中国家互信合作的基础,推进周边区域治理,开展好公共外交,善用并倚重各种全球治理平台,参与全球化,推进全球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应包括五大基本内容

根据全球"治理"思想精髓、世界发达国家治理实践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视角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包括五大基本内容。即:治理结构体系;治理功能体系;治理制度体系;治理方法体系;治理运行体系。     

从塔拉诺阿对话看全球气候治理变革

2015年的气候变化协议《巴黎协定》成为当代全球气候治理的转折点与里程碑,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模式。2017年波恩气候变化大会旨在推进实施《协定》,而2018年的气候变化治理工作则以塔拉诺阿对话为中心形成新型合作模式。塔拉诺阿对话机制将进一步促使协定中各成员方提高减排目标,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多元主体合作,完善"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实现"共同且相称的责任",推动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发展,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向纵深拓展。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方法论

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三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中国国家治理是处于一定的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的国家治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构成了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脱离开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二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越来越具有双重特性,即:国家作为治理对象和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国家作为治理对象与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就蕴含在其中。三是,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至关重要。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述评

正一、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态度的总判断1.否定派这一类学者从根本上否定了"全球治理"这一概念,因而也就否定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提法。具体来说,这一类学者认为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主权国家仍然是世界舞台的最重要行为体,他们坚信大国的利益和权力政治原则仍然主导世界政治,拒绝"全球治理"、"善治"、和"民主治理"等相关概念。     

全球复杂性风险治理:中国参与及共享价值

当前"黑天鹅"事件频频振翅,使得全球进入复杂性风险时代。而治理的难点在于风险生成并无准确解释框架,在时空域下呈地理涌现性,并不断演化出多样性。面对全球公共风险事件,离不开多国携手合作。中国作为一分子,作为负责任大国,亦积极参与治理,这恰恰体现了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然而,现有的国际治理方式未能在机理上进行有效应对,导致全球复杂性风险治理呈现碎片化、低效率样态。基于此,针对风险治理复杂性我们应进行范式转换形成共享价值——即构建具有国际性和政治担当的可达成的共识、构建集体行动与险益权衡的可接受的理念、构建科学预警和应急决策的多变协同治理机制以应对复杂性风险并形成一定的抗风险韧性。     

全球生态治理的政治引导与实践

在现有的普遍利益和权力结构下,全球生态治理不可能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一次性全部建成。需要将生态治理重新阐释为一个持续性的政治进程,在国家之间建立信任,获得全球视野与世界胸襟,解决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所出现的认知冲突、伦理冲突、利益冲突、责任冲突,为全面解决生态问题搭建全球政治共识桥梁,并以原则政治原则、生境政治原则、责任政治原则为根本准则和价值导向,探讨气候权力规范,构建社会公正与气候资源平等分配的全球框架,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何以得到恢复"和"人类何以实现自救"铺平广阔的政治道路。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国政府责任研究

当前,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无法依靠单个国家的力量治理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这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相互合作十分必要。中国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是中国政府与时俱进的务实反映。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的参与过程当中,为国际社会的全球化治理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崛起在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各方面挑战时需要:积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强化与强权国家和新兴大国的沟通交往。     

治理类型的多样性演化与比较——求索国家治理逻辑

作为学术讨论和实践理念中的时髦词汇,"治理"是广大研究者关注焦点,而在此过程中其基本内涵却变得愈加模糊,这构成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潜在障碍。本文基于对实践中差异明显的治理类型的理论推演和比较,避免陷入不同知识背景和研究视角下概念界定的纷争,借力类型学分析作为理论探索的切入点进而呈现治理的学术脉络及治理知识的内在秩序。展现善治、全球治理、多层次治理、互动治理、元治理与智性治理等主要治理类型的形成传播过程、理论假设、实践特点与现实影响,并通过分析各类型所隐现的"治理失灵",从而客观认识治理的适应性局限,指出每一种治理类型不意味着要对其他治理模式的吞噬,其本质和共性均在包容共存的态势下求索国家治理能力和效能提升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为定位中国国家治理战略选择的着力点提供理论依据,最后通过政治学所具有的解释的、反思的特征对各国差异化治理模式的未来研究图景做出展望。     

“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多民族国家治理

命运共同体秉承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性"以及目标"高阶性"内涵,在新的全球语境下成为继和谐世界理念之后中国外交战略上新的话语思维体系并同时向内触发中国民族工作新的思考。其显示的历史(历时)性时空逻辑和多层次、跨体系表征能够助推当前及未来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治理视域向着更为深邃和宽广的方向和路径延展。     

和谐世界: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

伴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和谐世界"理念作为中国提出的一项关于构建世界新秩序、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主张,包含了中国对于全球治理所作出的创新性理解和阐释,既与全球治理理论在价值目标和理论定位上具有一致性,又实现了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扬弃性超越,从而在核心价值层面具有了更高的普世性。     

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与时机

《"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增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国"软实力",这是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能力和进一步扩大作用范围提出的新目标要求。全球治理是国际范围内包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各人类组织,协同解决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影响人类生存发展质量的困境问题的体制机制。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属性、组织形态和国际认可度,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等相关国际事务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中经济实力得到不断积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明晰、国际事务参与意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创造了有利时机。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四种模式及其评析

治理是当代政府管理的一种新形式,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进行了治理模式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扁平化治理"、"共同治理"、"参与式治理"和"合作治理"等主要模式。尽管这些模式还只是治理的初级形态,但却推动了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变迁。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的公共治理之道

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公共治理体系,提升反腐倡廉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存在治理主体"虚化弱化"、治理手段"路径依赖"、治理机制"激励弱化"三大"统治"与"管理"路径下的内生困境。因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需要走向"公共治理",建立健全"中心-多元-立体"的公共治理结构,全面强化预防、监督、惩治和保障四大功能,重点优化"控制-协同-激励"为内核的治理机制。     

国际邮轮疫情处置的中国经验——以"赛琳娜"号与"钻石公主"号等邮轮疫情处置比较为视角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全球治理的一次大考。在这场大考中,随着"钻石公主"号等多艘国际邮轮陷入疫情困境,邮轮疫情处置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天津应急处置"赛琳娜"号邮轮疫情,是全球同类事件处置中第一个成功案例,也是邮轮抗疫国际合作的一次生动实践。全面系统总结"赛琳娜"号邮轮疫情处置的成功经验,对于做好邮轮疫情防控,促进海上交通运输国际治理、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纵向和横向、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政治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由治理主体(谁来治理)多元化、治理客体(治理什么)结构化、治理过程系统化(怎样治理)和治理方式(如何治理)民主化组成。作为系统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必须通过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与发展才能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