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

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与情势变更(Rebussic stantibus)是两个重要的法律制度,由于情势变更原则的效力与不可抗力规则的结果颇有相似之处,有学者认为,不可抗力是情势变更的原因,亦有学者认为情势变更是不可抗力的特殊表     

概念混淆还是制度差异：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之辩

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引发情势变更曾一度作为部分学者阐述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制度差别的重要依据,然而这只是因为立法与学术探讨中没有正确区分不可抗力事件与不可抗力制度从而导致的误读,这样的误读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困惑。情势变更制度的核心在于其合同变更权。可通过对现有理论的总结,实际法条的解构,真实案例的分析以正确区分不可抗力事件、不可抗力制度以及情事变更制度,以期对实践能够作出一定的指导。     

情事变更规则与不可抗力规则的并存意义

不可抗力是我国《合同法》确立的法定免责事由,该法出台时并未设立情势变更原则,《〈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实施后,情势变更原则得以确立,此两种规则貌似相同,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文章通过比较两种规则的异同,论述了其并存的意义。     

“非典”事件法律性质的争论及其思考

法学界对"非典"事件的法律性质看法不一,分歧颇大,有不可抗力说、意外事件说、情势变更说等,相比较而言,采用情势变更说更为合理,在司法实践中更易把握,也更易操作.在我国,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情势变更及相关法律制度.     

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比较

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是现代民法中两个不同的法律制度,二者在历史渊源、制度本身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司法实践中应对二者加以区别。当前,我国立法应尽快确立情势变更原则。     

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评判标准的一种路径分析

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具有诸多相似性，实务界对二者的适用十分审慎。通过对我国相关法律条款的解读，情势变更主要包括“事由-原因-程序-理念-效力”五大要素；不可抗力主要包括“事由-原因-效力-补充规定”四大要素，这些要素在实务中应当进行前后相继的评判，“事由”是其中最根本和首先被评判的内容，其根本特性是不可控制性。“事由”是客观事实，客观事实的评判仍然依赖个体差异的评价，其实质是合同当事人应对“事由”所付出的努力程度。     

房地产新政背景下处理民事疑难案件的司法考量

房地产新政出台的初衷系为遏制投机与＂炒房＂,但现实中受其影响的范围相当之广,其直接导致当事人因增加了交易的成本,无法获取银行贷款甚至无法进行产权过户登记故而产生诉讼。由于司法实践对当事人受新政影响导致的利益受损情形是否属于情势变更、不可抗力抑或正常的商业风险存在不同认识,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时有发生。法院应立足于新政制定背景,结合上述规则的法理基础,区分不同事项作出恰当的裁判。     

在合同法中确立情势变更原则探析

情势变更原则的基本构成要件包括 :有情势变更的事实 ,情势变更须发生在合同依法成立之后 ,合同关系消灭之前。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不能预见并不能克服的。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履行原合同将显失公平 ,我国合同法有必要引入情势变更原则 ,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应注意三方面问题。     

论情势变更情形下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变更权

情势变更情形下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变更权在我国属于一项新的与合同有关的法定权利。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生活中,情势变更由于种种原因而经常出现,受情势变更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单方变更合同的现象亦时有发生;该当事入的行为,从法律角度看其所凭借的正是前述变更权。一关于变更权的概念、依据与后果情势变更情形下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变更权,是指在情势变更清形下受其影响的一方当事人根据情势变更原则而取得的单方变更合同的权利。这一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一方当事人可以仅依其单方面的意思而行使它,这一行使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与程序即…     

商标行政诉讼中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解和适用——以新证据的考量为切入点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和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的提升,商标注册申请规模随之增多,商标行政诉讼的数量亦有所增加.然而,理论和实务都未对商标行政诉讼中情势变更的理解和适用做出较为系统的梳理.本文以新证据的考量为切入点,旨在剖析商标行政诉讼中情势变更的含义、正当性,并就适用规则和适用后果做出一定的探讨,以便今后更好的解决个案适用中的问题.     

情事变更原则适用的若干问题探析

情事变更原则在许多国家的立法中得到确认,但我国没有将其写进新《合同法》。情事变更原则适用的条件是:须发生情事变更的事实;须发生在合同成立后履行终止前;当事人所不能预见等。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商业风险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明确规定情事变更原则不会导致法官权利滥用,且随着司法实践中对情事变更原则的需要,未来的立法应确立该原则。     

刑法第63条第二款之“案件的特殊情况”认定

为了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和量刑的轻缓化,我国刑法的酌定减轻处罚情节规定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酌定减轻处罚情节中的"案件的特殊情况"包括"政策性特殊情况"和"情节性特殊情况"。在认定上,"政策性特殊情况"从打击犯罪的需要和社会普世价值两方面考虑;而"情节性特殊情况"则应考虑法益侵害性、非难可能性和预防必要性三要素。在适用时应先考虑"情节性特殊情况",再考虑"政策性特殊情况",以确保案件认定上的准确性。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标准的变迁与思考

三十多年来，生产力标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变迁，从改革初期简单的“猫论”，到改革进程中的“三个有利于”，再到今天系统化的科学发展观，生产力标准在变迁中不断完善并趋于成熟。     

涉林渎职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标准探究——从经济损失的角度入手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具体的制度中常常存在量化标准的缺位。在涉林渎职犯罪中,已经明确将以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之外的其他方式作为的渎职犯罪,定性为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但对于该类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等升格量刑的标准,仍存在立法和解释上的不足,导致量刑畸轻,同类犯罪易发、多发。量刑标准的确立应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侵害法益的差异性、立法技术的统一性等多重因素,在此基础上可推之,涉林渎职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宜遵循现有司法解释对渎职犯罪升格量刑的一般规律,将其确立在立案标准的5倍以上为宜。     

传统中国民事纠纷处理背后的德治理念及其超越

我国传统民事纠纷的处理,采与西方两当事人公平对抗不同的“三当事人主义”,纠纷解决的形态呈千变万化的脸庞。而背后支撑它的理念则是,审判不仅仅是为解决纠纷而存在,更是推行人伦教化的根据地,审判官更俨然以“父母官”自居,打着为民做主的旗号,包办了纠纷的解决。这里见不到当事人为私权自治而奋斗的主体性,一切系于法官一念之间。在现代社会价值多元的情况下,个体主体性越来越得以彰显,“三当事人主义”下的德治理念已如昨日黄花,需要改弦更张。因此,从德治迈向法治,倡导司法独立方符现代法治理念。     

浅谈公安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法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逐步完善，社会对高水平高素质的公安干警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提高公安教育的教学水平是培养高素质公安干警的主要措施。案例教学法已成为推进公安教育、培养高水平的应用型公安人才的重要途径。案例教学法具有趣味性、启发性、实践性等特点，案例教学法可以采用案例探讨、观摩演示、“模拟法庭”等模式。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加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足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新时期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由以“和平共处型”为主向以“淡漠封闭型”为主转变的趋势，社区本身逐渐失去促使居民密切交往的功能，社区居民缺少参与社区活动的动力。针对这一现状，应从社区环境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沟通平台、社区制度完善四个方面寻求解决对策。     

国家治理中的软法之治

软法是在开放协商机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以其开放性、民主性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硬法不同,软法不以国家强制力为核心要素,主要依靠自我约束和一致行为等内在制约发挥作用,在充分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实现多赢。在国家治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软法下的多元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理想的路径选择。软法作为新生的理论,对原有的法学理论有一定冲击,但其顺应了当前中国改革的大势,为法治国家建设、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