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的完善

刑事强制性措施是指囊括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中的“强制措施”和第二编“侦查”一章中的扣押、搜查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总称。文章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中对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定性模糊，没有形成完整规范的刑事强制性措施体系，应从完善立法和规范执法两个层面入手，把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保证国家公权力对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受到最严格的制约和监督，实现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效果。     

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产性强制措施

理论界至今尚未正式提出财产性强制措施这一概念。当前。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基本等同。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所采取的暂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各种方法或手段。《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第六章“强制措施”中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5种强制措施。     

谈收容审查与刑事拘留的异同及运用

刑事拘留和收容审查是法律和法规赋予公安机关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重要手段和强制措施。 刑事拘留是指公安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对罪该逮捕的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临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拘留只有公安机关(包括国家安全机关)才有权依法行使。拘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量我国刑事拘留制度中的人权保障状况

刑事拘留对于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刑事拘留中长期存在羁押期限过长、超期羁押、不当拘留、刑讯逼供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被拘留人的人权。本文从分析我国现有刑事拘留制度出发,以美、英、法、德、意、日等国刑事拘留制度和有关国际公约要求为镜,找出我国刑事拘留制度中对被拘留人的人权保护的差距,并在借鉴法治国家对被拘禁者人权保护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刑事诉讼体制和实际情况,提出了在侦查机关内部建立侦查、拘留监管和被拘留人权利保障三种职权相分离,检察机关通过司法听证对。侦查机关拘留权进行制约,赋予被拘留者更多更有力度的权利救济途径等改善我国被拘留人的人权状况的建议。     

刑事拘留、逮捕、收容审查之争议与冲突探析

刑事拘留、逮捕、收容审查是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对付犯罪分子或嫌疑犯的三种重要的武器。在刑事诉讼中，通过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给现行犯、重大嫌疑分子以及人身自由的必要限制与暂时的剥夺，对防止其逃跑、自杀、串供、隐匿或毁灭证据等，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那些无法采用拘留、逮捕或依靠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无法达到目的的特殊犯罪分子，即流窜作案及有流窜作案嫌疑的人犯，通过采取行政性的收容审查措施，以查清其犯罪事实，取得必要的证据。因此，刑事拘留、逮捕、收容审查是公、检、法机关同犯…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改进与完善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改进与完善刘振山我国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刑事强制措施。司法实践表明，这五种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现有强制措施的预防性和实用性...     

新《刑诉法》与侦查工作相关内容的梳理和分析

《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对于公安工作的整体推动具有重要意义,尤其突出了人权保障的理念。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正与侦查工作相关的内容有五个方面:完善了限制人身权的强制措施制度;初步建立了对物的强制处分制度;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完善了辩护制度,更加注重保障诉讼权利;完善了刑事证据制度与规则。     

论强制措施的适用及其法治化

当前侦查阶段在适用强制措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过度适用拘留、逮捕等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突破法律关于原则和例外的规定，适用强制措施不节制；混淆公安机关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用留置盘问、劳动教养代替侦查羁押措施等。强制措施的法治化对策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转变观念，认识适用强制措施的多元化价值目标，培养和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和侦查意识；二是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改革强制措施制度；三是提高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能力。     

公安机关延长拘留问题探析——以完善检察监督为视角

刑事拘留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其运用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权利在刑事诉讼中能否得到切实的保护和尊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9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期限、延长期限及理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公安机关延长拘留后不及时变更其他强制措施、延长拘留自由裁量权大等问题。对公安机关延长拘留问题进行规范和监督,有利于规范讯问,遏制刑讯逼供;权力制衡,防范司法腐败;保障人权,维护程序价值。完善延长拘留的检察监督制度应有以下举措: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建立对延长拘留的备案审查制度进行刑式审查,建立延长拘留合法性审查制度进行实质审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强化侦查监督职能,建立制裁制度及救济制度,完善嫌疑人被错误延长拘留的救济渠道。     

公安机关延长拘留问题探析——以完善检察监督机制为视角

刑事拘留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其运用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权利在刑事诉讼中能否得到切实的保护和尊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期限、延长期限及理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公安机关滥用延长拘留等问题。检察机关有必要对公安机关延长拘留问题进行规范和监督,并完善相关检察监督机制,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效果,维护程序价值。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     

两极化刑事政策导向下的刑法修订——简评2005年最新修订的台湾刑法典

台湾最新刑法修订的立法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和"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的价值趋向.大陆刑法应借鉴台湾的立法取向,向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发展,同时关注罪犯的再社会化问题.     

刑事诉讼构造下的司法令状主义

文章在引出刑事诉讼构造理论为着眼点,通过对司法令状主义的介绍和分析,论证了司法令状主义在整个刑事诉讼法中的构造中的地位。最后,论证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决定了不能实施司法令状主义。     

犯罪现场心理痕迹在案件侦查中的应用

犯罪现场心理痕迹的研究和利用已成为我国公安理论研究与实务的重要课题,犯罪现场心理痕迹对刑事侦查实务具有指导意义。将有形的案件现场勘查技术和无形的犯罪现场心理痕迹结合起来,可以拓宽侦查思路、捕获犯罪线索、发现犯罪特征、缩小侦查范围、为侦查提供有效线索,从而提高侦破案件的效率。     

试论犯罪阻却事由在刑法体系中的定位

阻却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消极要素,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应当区分法定的犯罪阻却事由与超法规的犯罪阻却事由。法定的犯罪阻却事由属于法定犯罪构成的一部分,超法规的犯罪阻却事由与犯罪构成是原则与例外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要谨慎使用。     

教师虐童涉罪行为的刑法分析

教师虐童案件频发,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是以寻衅滋事罪还是以虐待罪处罚在学界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多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是这并不合适。从长远考虑,应当适当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将虐童情节作为该罪告诉才处理原则的例外,据此以虐待罪规制教师虐童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英美刑法共谋罪属性述评

共谋罪是一种抽象危险犯、继续犯和合伙型犯罪,这种观念和制度设计对共谋罪的刑事司法运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益保护的早期化,犯罪认定的宽松化,责任范围的宽泛化,外化行为要件的形式化,追诉时效的延长化,脱离共谋的困难化,传闻证据例外规则的虚置化,管辖地选择的任意化等是共谋罪独特属性在刑事司法运作上的深刻反映。共谋罪的运用,在对付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等严重犯罪,提前保护法益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具有易被滥用、侵犯人权的潜在风险,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关系论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之间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但刑事政策本身并不是刑法解释的原则.作为中国刑事法治中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原则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从刑法解释的目标看,刑法解释究竟是在何种层次和境况下揭示及阐明刑法条文的含义,应由解释主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要义来确定.     

论刑事和解三大刑事法学理论基础

刑事和解发展至今日,已然成为了刑事法学界的一大重要研究课题,跨越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界限,同时也跨越了法学与社会学的边界。在经历了长期以社会学理论基础支撑的阶段以后,刑事和解渐渐进入了法学家关注的视野之内。在经历了长期且深入的探索之后,刑事和解背后隐藏的法学理论不断被发现,刑事诉权、刑法谦抑理论与刑事诉讼谦抑理论不断被注入刑事和解之中,为进一步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刑事证据立法与犯罪侦查观念

从理想的角度出发 ,我国最好采取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立法模式 ;但是考虑到司法实务和立法技术等具体问题 ,分别制定刑事证据法和民事证据法也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的“次佳”选择。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应该坚持以“法定证明”为主、以“自由证明”为辅的思路。刑事证据法的内容应该包括一般原则和具体规则两大部分。根据刑事证据立法的趋势 ,犯罪侦查观念应做如下转变 :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 ;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 ;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 ;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物证的证明观 ;从偏重证明力的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证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