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

自1945年以来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和困难,这一现象意味着大国所面临的生存安全威胁已不再像现实主义所强调的那样紧迫和致命。大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大国的行为逻辑和相应的国际结果。在当今这个大国无战争的时代,大国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前的武力胁迫转变为利益交换。具体而言,大国要想有效地巩固和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需要积极为他国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好处,以此换取他国对本国的认可和支持。在战争和武力已不再是大国间互动的主要手段的时代,仅仅积累国家实力而不运用实力为他国提供适当的好处,那么国家的实力越强大,该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就会越恶劣,体系压力就会越大。利益交换作为当今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对当前实力正在迅速增长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借鉴意义。     

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冷战结束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机制建设和具体经济成果方面成绩显著,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小国主导,大国积极参与。无论是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还是在“10 1”、“10 3”发展机制中,东盟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东盟针对东亚的战略格局而采取灵活的平衡大国战略;中日对东盟的“身份界定”基本一致;东盟倡导的合作机制为东盟的角色提供了制度保障。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东盟的主导角色符合东亚地区独特的环境,并将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小国领导大国”的奇特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     

20世纪初美国崛起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

大国崛起必然要从区域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历史上大国崛起所必经的发展逻辑。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门罗主义的外交政策,是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地区政治结构以及国内诸因素的必然产物,体系层次结构构建了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的变量要素。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期,并成为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动因。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妥善处理了美国的周边关系与地区关系以及域外的大国关系,为美国崛起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崛起具有重大影响作用,保障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利益和周边安全;强化了美国在崛起中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保障了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日渐增长的经济利益及秩序。     

探求孙子思想的时代价值——第七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主办的“第七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于2006年5月30日-6月2日在杭州举行。会议的主题为“孙子思想·大国关系·中国和平发展”,来自美国、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和海峡两岸、香港地区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谋军论兵,共同探讨当前和未来国际安全形势和热点等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观点。当代国际安全与大国关系在研讨中大多数代表认为,在当代国际安全领域里,《孙子兵法》思想对于处理当代国际安全与大国关系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大会充分肯定了《孙…     

奥巴马政府安全战略调整评析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对美国的安全战略逐步做出调整,主要包括重视国际制度、修复联盟体系、重新评估大国关系、重视外交手段的使用、提倡无核安全等方面,其根本目的在于恢复美国实力,重振美国霸权。奥巴马政府的安全战略调整具有内在矛盾性,如在加强对话的同时强化美国价值观;在重视外交手段的同时为武力使用留下很大空间;在尊重国际组织的同时坚持保留美国自由行动的权力。奥巴马政府的新安全战略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可以利用美国重估大国关系的机会发展更为友善的中美关系。但从现实中来看,由于美国始终坚持全球霸权战略,特别是美国重返亚太所带来的安全效应仍未完全显现出来,使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国际军事法概念新解

国际军事法是调整世界各国、国家集团以及国际组织之间在一切与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有关领域相互关系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总称。国际军事法是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对国际关系中武力的使用实行法律管制并以联合国集体安全强制机制为后盾,所保障的是普遍的和平与安全。     

论邓小平国际科技合作思想

国际科技合作思想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和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客观而科学地估价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强调我国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二是提出科学技术的无阶级性命题,为我国大力发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创造必要的理论准备;三是强调国际科技合作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提高我国国际科技合作规模和水平提供政策支持。     

正确理解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经济理论

论文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进行了深层辨析:(1)经济增长是满足人民福祉的手段,手段和目的的颠倒会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2)二元济中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有条件的,要真正认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片面城市化的误区;(3)大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于小国,我国的经济发展既要重视外需,也要重视内需;(4)经济增长模式是一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要及时提升经济增长模式.     

从国际法角度析“先发制人”战略

9·11事件后美国提出的"先发制人"对外战略对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现行国际法律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可能成为大国使用武力推行其对外政策的理由,从而威胁到二战后经过几十年努力建立起来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先发制人"战略并不能从国际法上的国家自卫权中找到法律根据,它是对国家自卫权的滥用。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发挥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作用。     

论恐怖主义的法律性质

恐怖主义在法律上应当定性为武力攻击还是国际犯罪.这是当前国际法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恐怖主义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定性为武力攻击,但并非所有的恐怖主义都构成武力攻击.恐怖主义应当定性为国际犯罪.这对当前加强反恐怖主义的国际立法和国际合作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警察武力之“善法良治”——论警察武力权与人权的价值冲突及基本调适原则

警察武力权具有国权、职权和自卫权三种属性。它承载着警察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权三重价值和三种职能。但警察武力权与人权也存在价值冲突:当警察行使武力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广大社会成员的人权以及警察自身人权时,势必或可能威胁、缩减、剥夺违法犯罪行为人以及其他在场人的一定权利和自由,甚至剥夺他们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为调适这种冲突,国际社会通过确立"正当目的、相称、替代和克减、正当程序"四项基本原则制导警察武力权限和行使规则的设定。与国际社会大致相当,中国警察武力立法中的基本原则是"正当目的、必要且有限度地使用武力、层级性和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小国集团有效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逻辑——以东盟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是特定地区范围内安全类国际公共产品,其提供者向来以霸权国及全球性国际组织为主。随着安全公共产品“供应赤字”的加剧及安全地区主义的发展,小国集团作为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角色曰渐凸显。从公共产品视角来看,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受到行为体意愿与能力的共同驱动。就小国集团而言,自主偏好是其进行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在推力,集体力量汇集是其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外在动力,二者的耦合助推小国集团有效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而自主偏好与力量汇集的错位,则会导致小国集团自主追求意愿下降、集体力量趋弱,造成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小国集团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还受到地区权力结构、区域主导规范、外部力量介入等因素的干扰。考察东盟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历史演进,可以诠释小国集团有效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逻辑。     

中国国家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的重合与排异——兼论中国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

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斗争引起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和大国关系的调整.大国关系的调整及缓和源于大国安全观念的变化.尽管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也有较多利益交汇与重合.这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也为中国积累了新的外交资源.中国可着力于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扩大"两个利益"间的共同点,同时,缩小并弥合分歧,从根本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与“和平统一”的辩证分析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威慑政策是我国对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力与和平都是保证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手段,武力威慑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和平统一的实现,能够确保在“台独”出现时赢得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经济发展和增强国防实力、提高对“台独”进行威慑的可信度;掌握适度的威慑的力度;兼顾威慑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平衡;加强国际政治安全合作,培植支持力量,平衡外国敌对势力是保证“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威慑成功与实现“和平统一”的策略条件。     

2005年国际形势回顾

2005年的国际形势表现为,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受挫;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国际合作与大国竞争引人注目;中国在积极发展与各主要大国关系的同时,坚持奉行睦邻外交,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取得全面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东南亚地区海事安全合作的国际化:东盟海事论坛的角色

安全国际化是东南亚国家实现安全的基本途径,推动国际海事安全合作是东南亚国家在海事领域实现安全的重要表现。为了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美国和日本一直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主导角色。东盟海事论坛成立后,东盟在本地区海事安全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得以机制化并为大国所承认。东盟海事论坛及扩大会议为东盟国家与美国、日本和中国开展海事安全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有助于保障东南亚海域的安全,提高东盟国家的海事行动能力,提升东盟总体的地区治理能力。然而,"东盟方式"、大国权势竞争以及地区海洋争端,也制约着这一海事安全合作机制的深化和拓展,讨论南海争端等问题则更有可能加剧问题的复杂性。     

论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的法律完善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作为一种新的合法使用武力方式,近年来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安理会授权启动在实践中常为大国操纵,授权关卡不断降低,使其授权机制陷入了合法性困境。加之,授权的建议性质、措辞不精准以及授权标准和方式的不明确等因素,使得安理会授权活动过于随性、范围模糊、授权行动缺乏有效的监控。因此,应当通过明示规定授权依据、依法确认安理会的授权自主权、规范授权启动程序、防范授权行动滥用,以确保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功能的正常实现。     

作用与缺陷:论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

朝鲜战争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一次重要的检验。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在形式上羁束了武力使用,有限地抑制了作战行为,并部分地凝聚了和平因素,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作用也十分有限,在这场战争中,其既未能阻却武力滥用,也未能履行好对联合国军的指挥之责,还没能保持客观中立和彻底解决争端。这折射出其制度上固有缺陷:情势断定的依据不够明确,安理会决策程序不够合理,安理会决议执行缺乏保障,战后法律规制的制度缺失。     

浅谈人权保护的国际法程序

人权条约和决议与关于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家责任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共同构成了人权保护国际程序的法律依据,联合国机构和人权条约机构为国际法程序提供了运作机制。人权保护的国际法程序可以概括为监督程序、控诉程序、调查程序、司法程序及其他程序。借口人道危机,西方大国未经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干涉,缺乏法律支持。以暴制暴不应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程序的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