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与中国－从传统的视角观察

正当法律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法律中程序正交的因素非常稀薄，其原因可以归结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包括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平等观、注重个案正义、对真实的过分追求以及强调社会稳定和安全第一等因素。     

刍议“专家法律论证”

我国近几年来出现的所谓“专家法律论证”之奇特现象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专家法律论证所追求的司法权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威。在专家法律论证中,人们过多地关注法官裁判时的实体独立性,而忽略了法官裁判时所应有的程序独立性。专家法律论证规避了现行法。尽快提高司法队伍自身素质方能抑制乃至从根本上消除专家法律论证。     

大数据侦查模式之下相关性关系的证明浅议

大数据侦查模式是近年来我国侦查模式演进的最新表现,其所蕴含的侦查行动逻辑立基于海量数据的云计算技术,并以预测性功用为侦查人员所钟爱。数据的相关性关系是此种侦查模式的分析核心,其有别于传统侦查注重确定性因果关系的分析思路和行动指向。确定性因果关系分析存在自身局限,而相关性分析恰好可以补足此中缺憾。     

侦查证据相关性的条件分析法

侦查证据的相关性是侦查逻辑理论和侦查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包括经验相关性和逻辑相关性两个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侦查证据与侦查假说之间的因果关系。借助于条件分析的方法,这种因果关系可以划分为四种条件关系。借助于现代概率论,这四种条件关系可以用概率来定量刻画。     

治安调解有关问题探析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处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一种方式。虽然相关法律规范对治安调解的规定较以前具体,同时在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之下也有更多的学者予以关注,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缺失,在理论研究上、实践中仍在民间纠纷的界定、调解适用的对象、情节较轻的把握、“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的理解等诸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探究分析之,对推进理论研究、指导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警民接触时的程序正义:程序型警务对公民服从行为的影响

程序正义理论促进了程序型警务的发展,强调警察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公平性。本文研究了警察的程序公正行为是否影响警民接触时的两种行为:一是公民对警察的不尊重,二是公民对警察命令不服从。本文运用警民接触的数据研究程序正义的各种因素对公民行为的影响。由于警民接触的相互性,在分析数据时加入了工具变量,解决警察强制权和公民不尊重警察之间的因果关系。数据分析发现,程序正义的各因素解释力不足。警察的行为和听取公民意见并回应是两种重要的程序公正行为,可以减少公民对警察的不尊重和不服从。     

论行政立法中的程序探权

行政立法在我国法律渊源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若不对之进行有效控制则必将造成行政立法权的滥用。建立“以正优先，兼顾效率”的行政立法程序模式，是实现对行政立法权有控制的必然选择。要实现行政立法程序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就必须设计一系列制度以实现社会公众对行政立法过程的参与，而行政立法听证是最为有效的一种制度。     

论相当因果关系

在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中 ,我国法学界先是承袭前苏联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必然、偶然一体因果关系说” ;改革开放接受世界先进法律文化后 ,又采纳了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是自然法哲学和实证主义法学思想的产物 ,具有科学性和适用性。相当因果关系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其内容无论在事实原因、法律原因的判断标准上 ,还是在因果关系的中断和证明方面 ,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充实 ,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深入研究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相关问题有利于完善我国的侵权法理论     

涉外格式合同法律选择条款——质疑与规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涉外格式合同法律选择条款扭曲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正当性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各国立法专门针对此种法律选择条款的规定较为零散和不系统，但为了保护合同弱者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以保护弱者的冲突法方法和规则对此种特殊的法律选择条款进行了规制。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涉外格式合同法律选择条款的规制均没有进行规定。我国未来的立法可以借鉴和采用《罗马公约》的“优先法”方法，美国通过赋予法官导向性自由裁量权从而追求具体案件“实质正义”的做法也可以给我国司法实践一定的启示。     

悖反抑或整合：程序法上的无罪推定与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一种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哲学原则,但程序法意义上的实事求是,是以追求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为其价值目标的。实事求是追求的是最终结果上的法律真实,而无罪推定则是基于程序公正和保护被控诉者合法权益角度提出的,它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必然要求和保障。     

程序正义与中国——从传统的视角观察

正当法律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法律中程序正义的因素非常稀薄,其原因可以归结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包括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平等观、注重个案正义、对真实的过分追求以及强调社会稳定和安全第一等因素。     

大数据侦查中研判结论使用法治化研究

大数据侦查作为一种全新的侦查模式,使预测犯罪成为可能。依据大数据侦查研判而得出的结论有着明显的预测性和非实体性特征,使得使用大数据侦查研判结论面临着法律属性存疑,危险性认定的科学性存疑,是否对无罪推定原则构成挑战等问题。因此,从程序上来说,研判结论的使用首先要坚持比例原则和客观性原则;其次是健全相关法律,确定研判结论的法律属性、使用主体以及使用方式;最后是设置相应的救济程序,防止侦查权滥用。在明确大数据侦查研判结论的法律属性的基础上,推动研判结论使用的合法化,以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     

大数据分析在法律监督中的应用

信息化背景下,大数据分析成为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之一。检察大数据监督是实现检察资源最大化利用、提升检察机关整体办案能力水平和工作质效的现实需要。运用大数据开展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破解监督瓶颈、优化监督流程、重塑监督模式的一项重大变革,也是新时代实现法律监督质效飞跃的关键变量。得益于数字检察战略的实施,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领域的大数据运用进入高速发展期,相关探索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在理念、机制、路径等方面仍暴露出问题和不足,有必要从理念更新、顶层设计、体系协同等维度开展对策研究,从业务逻辑、思路拓展、建模方法等方面重点建构大数据分析在法律监督中应用的具体路径和长效机制,为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深化发展提供解决方案。     

法律真实性和形式合理性——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引发的法社会学思考

关注“程序正义”或“形式正义”是西方现代法律的一个显著特征 ,尽管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从 2 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提上日程 ,但作为“发现真实”这一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键环节 ,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司法实务上都难以实现满意的论证 ,本文以民事诉讼中的“事实”为起点 ,探讨法律真实性的内涵和著名法学家韦伯的“形式合理性”学说 ,在考察法律实际运作状况的基础上 ,从法社会学角度探讨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释法抑或立法:“技术侦查”法律解释之合法化困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规定。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然而，法典条文过于抽象、概括，需要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和细化。细察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发现有关“技术侦查”的适用案件范围、批准条件与程序、种类等问题的解释要么照搬法律条文，要么逾越立法自行创设制度，而置立法宗旨与立法原意于不顾。即使成为当下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的操作规范，但其“合法性”困境始终成为其正当性、科学性的掣肘。技术层面的分析虽可以直观、便捷地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但一日不具对法律的信仰与敬畏之心，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困境便不得消解。     

因果关系的历史轨迹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侵权行为法上的核心问题,亦是侵权行为法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之一,在理论和实务上均极为重要.毫无疑问,法律中的因果关系曾经受到过宗教、哲学中因果关系影响并吸纳了其中的很多重要理念,但是法律界对法律因果关系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通过对因果关系历史轨迹的搜寻,发现在研究法律因果关系时,自然因果关系仍旧应该被视为是基础性的因果关系理念;当变身法律因果关系时,则应该视为是一种法律政策的考量.     

刑事诉讼法中的“可以”之考究

法律规范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其最大意义在于实现法的指示价值，明确主体的权利(力)与义务。然而，刑事诉讼法的规范中使用了大量的、带有两可倾向含义的“可以”，使得法律中的“可以”之行为就有了“可以为”和“可以不为”的两种选择，这就为如何完全正确的依照刑事诉讼法进行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文从“可以”的逻辑内涵入手，指出了刑事诉讼法中的“可以”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刑事诉讼法中“可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谈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5条至第188条对检察监督的方式作了规定,将抗诉作为其监督手段。这种被称为“事后监督”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一直受到怀疑。笔者认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正当性可以从宪法的角度来解释。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宪法地位决定了它应当对民事审判活动实现法律监督,这是我国特殊宪政体制下的权力架构。民事检察监督中的抗诉程序及相关诉讼程序有待完善当属另一话题,暂且不论。讨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权力配置,应当关注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应当介入这种特殊的案件。     

“刑事附带民事责任”的证伪与建议

“刑事附带民事责任”一词开始出现于学者论著和司法解释中，但其却有矮化民事责任法律地位、错判民事责任实践地位、助长刑事本位主义等重大弊端，是对法律渊源和责任来源的误读，不具有作为法律术语的科学性，是刑法迷信以及相关用语混乱的产物。“刑事损害赔偿责任”可避免上述弊端，是该词的良好替代；“附带民事判决”则可以用作其他具体场合的替代。     

程序自治:程序正义的实证分析

任何一种社会系统都是通过预先设计的制度获得自主性并与周围环境相区别而获得自治的,法律也不例外.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作为法律的功能追求,缺一不可.实体正义通过程序安排促成,但程序正义只有通过自身的自治才能完成其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