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中若干关系的思考

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需要全面认识现行政策与未来发展的关系、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的关系、社会改造与技术改造的关系、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必将推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论“私了”——从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

任何法律制度只有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才有生命力,纠纷解决机制也不例外,它必须既具法制手段又有文化基础.通过现代契约制度、程序制度使中国的"私了"传统与西方法治原则相契合,中国可以在正式制度上构建一种解决纠纷的"私了"制度,以达到利用和改造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私了"非正式制度之目的.这一制度不仅应兼具中国传统与现代法治特色,而且应能接受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分析和博弈论的验证.具体而言,中国可将"私了"实体制度纳入到民法之契约法中,同时在民法中规定"私了"程序制度.     

当代世俗世界中的宗教教育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经常碰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二战后普遍进行了宗教"世俗化"的改革.改革使宗教教育更好地发挥了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不过,宗教本身的命运,却是取决于各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人民政协与"和合"文化

人民政协是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思想的产物和象征.人民政协是发挥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重要舞台;人民政协文化深深的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土壤当中,承接了"和合文化"的精髓;"和而不同"思想体现了人民政协工作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的辩证统一.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最有价值的观念,也是维护中国五千年历史没有中断的坚韧纽带.本文从发生学意义上阐释这一思想渊源和内涵,指出这一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推动了中华多元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而且在现实上对世界全球化的过程具有借鉴意义.     

如何理解"三个代表"中的"文化"

"三个代表"中的"文化",应是与经济、政治相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将其解读为"大文化",缺乏必要的依据.我们应该"用综合的、联系的观点分析社会发展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靠运用"大文化"范畴,而是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     

"德治"传统与"以德治国"

本文将从传统德治思想中对道德重要性的论述,传统"德治"思想对"以德治国"实践的作用,"德治"传统中有关"德治"与"法治"、道德与物质的关系的认识这三方面论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德治国"仍需吸收传统德治思想中积极方面.     

我国学界对"竹内鲁迅"接受状况的反思

日本现代思想家竹内好在1930年代前后借由对鲁迅的研究对日本现代化的发展进行反思,由此塑造出著名的"竹内鲁迅"。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竹内鲁迅"从漠视到热衷介绍的过程反映了我国学界在现代化诉求中对西方的单一认同的一种扭转,但值得警惕的是,对"竹内鲁迅"的热衷是否会造成另一种盲目的认同。一个"竹内鲁迅"不能说明一个近代中国的存在,我们要以"竹内鲁迅"为"他者"来关照自身,我们的学者仍然需要想象。     

“男孩偏好”社会性别文化“拐点”解析

"男孩偏好"的社会性别文化是导致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根本因素.现阶段我国人均GDP的提升、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进以及妇女发展对改变"男孩偏好"的社会性别文化均十分有限.劳动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社会显规则、潜规则均趋同性地保障妇女得到与男子同样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改变是决定"男孩偏好"社会性别文化发生"拐点"的标志性尺度.     

中国政党制度的“和合”的传统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具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内涵.要充分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合"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中发挥重要作用.     

"有漏皆苦",荷苦前行--鲁迅、柳宗元与佛文化关系比较之三(上篇)

鲁迅、柳宗元爱好佛文化,他们研究佛文化的目的,一个为了“改造国民性”,一个为了“统合儒释”。“人生即苦”、“有漏皆苦”,既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是佛文化的重要特征。佛文化坚毅冷沉的宗教作风和苦修苦行的生活态度,都在鲁迅、柳宗元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放射出夺目的人格光辉。他们一生都在肩荷人间的痛苦,挣扎迈步,奋勇前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鲁迅所受的人生之苦,是为民族而受“苦”。而柳宗元所受的人生之苦,固然有为国家、为人民群众着想的成份,但比较多的关注着个人的名誉、地位、家庭等,这是时代、阶级局限的必然结果。     

“发乎情,止乎情”--从“陆王心学”到明清之际的“启蒙美学”

从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与道家的“发乎情,止乎游”,历经了禅宗的“发乎情,止乎觉”,明清之际启蒙美学主旋律变为“发乎情,止乎情”。它代表着中国美学在与“西天”佛教文化对话后的成熟,距离最终的突破,距离“五四”之际王国维、鲁迅的探索,乃至距离后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奠基于“万物一体仁爱”新哲学观基础上的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的探索,都只有一步之遥。     

葛琴与鲁迅

鲁迅用《〈总退却〉序》将葛琴推向了文坛,葛琴沿着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描绘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动荡的社会现实,作品极富时代特色,“将中国的眼睛点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葛琴对鲁迅精神的再一次逼近。     

“原生型”胶州大秧歌探源

“原生型”胶州大秧歌形成之初不是一个独立的表演艺术形式。它是在古代歌舞与古优艺术、角觚戏与参军戏、外来表演艺术与歌舞综合发展的前提下，以齐文化的遗存为文化母体，以港口文化的丰富为促进剂，以农耕文化的思想为生命，随着上述各种艺术的发展而形成的。唐安史之乱至北宋是“原生型”胶州大秧歌的成熟期，南宋至元初是“原生型”胶州大秧歌的鼎盛时期。     

三毛与鲁迅《风筝》的精神"遇合"

鲁迅在《风筝》中主要提出了“对儿童的精神虐杀”问题和“中国人的健忘症”问题。三毛与鲁迅《风筝》的精神“遇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弟弟”般的寂寞孤独和“弟弟”般被虐杀的命运。但三毛没有重复“弟弟”般靠“遗忘”麻木自己的悲剧,而是通过反抗最终走出了“家长本位”的阴影,在“漫漫黄沙万里天”的撒哈拉沙漠中寻找到了自己的“自由”。《风筝》在三毛心中能够产生如此生长的力量,体现了鲁迅作品深刻的影响力。     

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现代性佛学研究——新佛教史的体系性建构与批判性佛教思想诠释的辩证开展

所谓现代性佛学研究,是非以信仰取向为主的对佛学相对客观性学术论述或相关探讨。辛亥革命以后至1949年,在困难的学术条件下,中国依然涌现了一些现代性宗教研究的典范学者,如从根本上质疑一切古代中国经文翻译的正确性和系统解明异质佛教思想形成相关背景的吕澂、首开使用敦煌禅宗史料研究从达磨到神会的新禅宗史的胡适等。1949年后的台湾地区在"解严"前(1949—1987),"胡适禅学案"等即可说明现代佛教学术研究的继续;"解严"后(1987—2011),虽无再度出现如吕澂或印顺这样的研究巨人,但却有区域性佛教现代史或断代佛教社会文化史各类优秀著作相继出现。中国新佛教史的体系性建构与佛教思想的批判性诠释的百年薪火,不只没有完全断裂过,而是更善于转型和趋于多元化。     

孙吴之吕壹事件及共性质考论

孙权赤乌元年(238)诛杀"校事"官吕壹,并下诏罪己,此乃孙吴政治史的一件大事。嘉禾(232-237)以来,校事吕壹不断制造冤案,对顾雍、朱据、陆逊等士大夫代表人物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引起了士大夫社会的激烈抗议,孙权不得已而诛壹罪己。吕壹乃一"小臣","校事"也为卑职,其一度嚣张,在于孙权之幕后操纵与支持。孙权此举,意在强化君权,阻遏儒学世族势力的上升趋势。     

三苏与杜诗

杜诗对三苏的影响各具特点。苏洵的诗古质朴拙,木讷少文,受杜诗的诗歌影响很小。苏轼推崇杜诗,并继承了杜甫的写实传统,他的一些诗歌在风格上接近杜诗,其出蜀纪行诗和《荆州十首》等诗歌都直接模仿杜诗。苏轼学习杜诗,而又自成一格。苏辙对杜诗有较高评价,杜诗对其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化用杜诗方面。     

《婴宁》中“鬼母”形象的文化阐释

《婴宁》中的＂鬼母＂是婴宁的养母,她是一位慈母、贤母,又是一位智慧的母亲。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既有对传统伦理型文化的承继,又有对传统型伦理文化的梳理。作者塑造的这一形象,堪称为赞美养母之爱胜于亲母之爱的典范,开创了＂鬼母育儿＂型故事的新类型。＂鬼母＂是＂聊斋＂王国中不可多得的母亲形象,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