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的行贿罪刑事政策探析

我国刑法行贿罪刑事政策,从1979年刑法至《行贿司法解释》是有利于打击受贿犯罪；《行贿司法解释》颁布之后的司法实践是从严从重打击行贿犯罪；《行贿司法解释》追求宽严相济.确定行贿罪刑事政策需要考虑的四个因素:重视口供是行受贿犯罪的特点,要“查清”行受贿行为,追究行受贿刑事责任的侧重点是受贿行为,应利用行为人的利益考量心理.行贿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一要结合从严从重与有利于打击,二要从弹性司法转变为刚性司法.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评析《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项针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性公约。该公约确立了促进国际合作,更加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规定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腐败和妨碍司法等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还规定了缔约国对公约所涵盖犯罪行使管辖权以及缔约国相互间提供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这个公约的生效,将对各国运用国际法机制,协调与合作打击跨国犯罪提供强有力保障,我国批准该公约不仅有利于通过公约加强与有关国家大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机制。     

基于运筹学的环境犯罪治理对策

环境问题和环境犯罪治理近年倍受关注,当前环境犯罪追诉仍举步维艰,原因在于:立法不足,导致刑事司法力度受限;侦查取证和鉴定困难,导致有罪难究;"两法"衔接机制不畅,导致以罚代刑;打击环境犯罪专业力量不足,影响工作效率等。从运筹学角度,未来的环境犯罪治理方向是:以预防和控制为先,防止形成严重后果;完善刑事立法,为打准打实提供有力司法依据;破解侦查取证难,树立打早打小预防性司法观;加强"两法"衔接,打击犯罪与恢复性司法并举;重视专业力量,提升现有环境司法力量专业性。     

对腐败犯罪“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刑事政策考量——兼议“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政策性限缩解释

当下我国在反腐败犯罪工作中必须恰当处理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化问题,使得其三者在我国防治腐败犯罪中协调发挥应有作用而不至于出现政策策略上的偏差,从而在整体上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具体工作和刑事法治建设大局增添"正能量"。"老虎苍蝇一起打"较为形象地宣示了我国反腐败犯罪的基本思路是实行"零容忍",但是并不能解读为反腐败犯罪在刑事政策上放弃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回到了"严打"老路。我国有关机关针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程序性司法解释文本和司法实践做法均存在一定的刑事政策偏差,应当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进行适当的政策性限缩解释,促进我国反腐败犯罪的法治回归。     

内幕交易罪的刑事立法完善研究

从立法上看,我国《刑法》规制内幕交易犯罪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入罪标准过低,入罪情节的认定存在模糊性与随意性;刑罚力度较轻,法定刑种和刑度不协调、不完善,有效性不足;程序法与实体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导致对内幕交易犯罪打击不力。因此,需要从立法层面完善我国内幕交易犯罪的《刑法》规制,即法定入罪标准与实践追诉标准的协调、统一;严密刑事法网,缝补法律漏洞,夯实司法实践的规范依据;进一步完善刑罚制度,引入资格刑,增强惩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无缝、立体、顺畅衔接。     

当前行贿犯罪的特点、控制和预防

性行贿、消费型行贿等等新的行贿手段已广泛出现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刑事法律对此类行贿行为未作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的困难。针对当前各种行贿犯罪的特点,本课题拟以我国加入WTO、国际行贿犯罪猖獗和行贿手段多样化为背景,结合国内外打击行贿行为的立法经验,从立法规范、道德伦理和教育预防入手,论述彻底铲除行贿行为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机理,意在使国家反腐机制得以充分发挥。     

当前形势下惩处行贿犯罪的路径选择

行贿犯罪危害严重,应依法予以严惩,但目前司法机关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具有明显的宽缓特征,这不利于对贿赂犯罪的遏制.为此,应当进一步加大行贿犯罪打击力度,注重对行贿人的财产罚,增设行贿犯罪违法所得追缴制度与罚金刑,建立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对接机制,以切实有效措施惩处行贿犯罪.     

合作打击中亚地区毒品犯罪的若干问题分析——基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考察

针对中亚地区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及其对我国的严重危害．有必要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就打击中亚地区毒品犯罪开展合作。目前，应当完善打击毒品犯罪的区域性公约及其实施措施，加强各成员国禁毒立法的协调和完善，通过建立会晤机制等方式，加强合作打击中亚地区毒品犯罪的机制建设与机构建设。还应当就引渡、侦查协作等问题，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积极开展刑事司法合作，努力寻求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     

我国预防极端主义犯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极端主义犯罪，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犯罪并列规定，顺应了我国反恐的现实需要、呈现出刑法早期化介入趋向、回应了当下社会治理对安全价值的诉求。为进一步表明我国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立场，一方面刑事立法应当明确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秉承“适度犯罪化”理念以恪守积极预防的边界；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刑事司法合作，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水平。     

刑事政策视野下食药犯罪两法衔接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食药犯罪具有行政犯的鲜明特征,因此,对食药犯罪的司法惩治不能仅立足于刑事司法的范畴,而应当兼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条主线,这正是两法衔接机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基于此,在治理食药犯罪问题上,食药犯罪刑事政策应当摆脱传统刑事政策只关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窠臼,将两法衔接机制纳入刑事政策的范畴。当前,严峻的犯罪形势决定了食药犯罪的刑事政策必须体现从严惩治、以严济宽的基本要求,在提高打击力度的同时做到严密法网,确保涉嫌食药犯罪案件能够及时从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为此,我们需要根据该刑事政策的要求,从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两法衔接机制。     

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有效防治恐怖活动犯罪离不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出于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国际社会对于恐怖活动犯罪排除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打击恐怖活动犯罪还需在联合侦查、情报交流与信息合作、案件文书送达等方面开展司法协助。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移转管辖的司法合作制度,以便于各国之间加强反恐合作,更加有效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     

论我国恐怖活动犯罪刑法制裁体系及其完善

恐怖活动犯罪是当下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我国现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制裁体系特点是从严从重惩治恐怖活动犯罪,侧重于打击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注重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经济制裁,并且以普通的刑事罪名抗制恐怖活动的实行行为。完善我国恐怖活动刑法制裁体系,应进一步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功效,完善刑法典中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体系,增设独立的"恐怖行为罪",并适时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增设相关特别恐怖活动罪名;协调刑法与反恐怖法的关系,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     

刑事政策视野下贪污贿赂犯罪罪与罚的教义学审视

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的关联日益密切,贪污贿赂犯罪新一轮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则调整应当置于刑事政策框架下进行审视。考察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沿革、司法实践中的规制重点可以发现,有选择性地针对重点犯罪从严从厉打击构成我国贪污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政策。立法上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增补情节作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依据,司法解释在明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情形时采用承诺谋利的观点以及由此规定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的并罚原则,都是这一刑事政策要求在刑法教义学限度内的成功融合;立法上"终身监禁"的规定、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犯罪数额标准的不同步调整以及所列举的具体量刑情节,成为此次规则调整中的瑕疵。     

跨境网络诈骗犯罪趋势分析和打防策略研究

跨境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面临跨境警务协作打击机制不完善、收集固定证据难度大、刑事管辖权冲突、法律制度不规范等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应以深化公安改革与推进警务实战化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跨境警务协作,制定刑事管辖权协调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建立专业化打击队伍,强化宣传预警,加强相关行业监管,提升对跨境网络诈骗犯罪的网络管控、攻防、反制和侦查破案能力,有效防控跨境网络诈骗犯罪的滋生和蔓延。     

行贿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进展与趋势——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的解释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做了较大修正,不仅严密了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而且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是我国刑法对行贿犯罪规制的一次飞跃。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刑法对行贿犯罪预防和控制的效果究竟如何,仍然依赖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强力推进、刑事政策的正确引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等因素。因此,面对行贿犯罪之猖獗顽固,刑法规制需更加从容理性,方能收到标本兼治之效,从而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这一社会积弊。     

关于行贿类犯罪并科罚金制的反思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类犯罪增设了并科罚金制,行贿人将面临自由刑和罚金刑构成的双维度处罚组合,其打击力度远胜以往。但是,对行贿类犯罪而言,一味"并处罚金"的惩处方式可能会带来诸如以钱换刑、罚金执行难度增大以及违背罚金刑立法初衷等一系列的消极影响。考察行贿类犯罪的具体情况和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困扰,在行贿类犯罪的处罚中,"罚金刑"应当因势利导,而非一概而论。否则,将与《刑法》所遵循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渐行渐远。     

两岸打击跨境洗钱犯罪的刑事司法互助

随着两岸经济迅速发展及交流频繁,两岸的跨境洗钱犯罪现象日益严重,为达到有效控制跨境洗钱的目的,需要加强两岸的刑事司法互助与合作。由于两岸的反洗钱法律规范在立法模式和具体规定上存在差异,需要构建两岸合作打击洗钱犯罪的刑事司法互助机制,完善区际刑事司法互助协议,以期促进两岸携手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维护两岸经济金融健康发展。     

电信网络诈骗关联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电信网络诈骗在我国刑法中不是独立罪名,而是诈骗犯罪的手段与目的行为所涉及的一种特别的、可类型化的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链条化趋势使同一链条不同环节中的实行行为分别符合电信网络诈骗的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故而,在刑事司法认定中应以犯罪链条为线索,对此类犯罪不仅要追根溯源还要考察犯罪的下游流向,明确电信网络诈骗关联行为的具体样态,从司法层面上准确认定关联行为的罪与非罪、罪名竞合关系以及共同犯罪等问题,在坚持全面"从严"治理刑事司法政策的同时,保障罪刑法定及刑法功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