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关系裢社会性别分析的几点认识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兴起，社会性别概念被应用于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中。80年代末。随着女性主义理论介入国际关系学科，社会性别也被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引入，揭露出传统国际关系学科所存在的性别缺陷和男性偏见，但是，女性主义学者在利用这一分析手段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的同时，也暴露出社会性别分析所存在的缺陷。     

“他者”的微弱呼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主要流派,各个派别都关注妇女生活,强调"社会性别"分析的重要意义.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发起挑战,有助于人们完整地理解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可忽略女性视角

江苏大学人文学院阎静在《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发表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中认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长期忽视、缺乏性别意识，造就了一种全球性的性别等级，由男性的经历和视角所建立起来的理论被认为是反映了客观世界。从女性主义视角看，这些理论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上建构起性别界限，因此没有充分解释世界政治中的历史变化和继承性，这一情形严重地妨碍了这一学科自身的发展。多年来，女性主义者一直努力试图从实践和理论上改变这种状况。     

妇女人类学的产生及其文化建构

一、相关研究与学科产生妇女人类学(Women Athropology)是随着本世纪60年代欧美女权主义运动及其妇女研究(亦称妇女学Women’s Studies)于70年代产生,西方现在亦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Feminism)人类学.妇女学研究现在多指社会性别研究,这是早期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核心成果.因此,女性主义人类学可视为妇女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情感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拓展

当前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已取得话语霸权的“社会性别”，实际上已经遭受了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双重困厄。一方面，作为社会性别理论基础的“二元论”已经广泛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城市化背景下出现的性别状况使得社会性别理论无以言对。把情感引入到女性主义理论，是建构多元的、具有生产性和创造力的情感空间的一种尝试。情感政治，也是社会变革和改变权力布局的一种力量。     

中西方妇女/社会性别学比较研究

通过中西方女性主义教学理论与妇女/社会性别学教学实践的对比研究发现,中国目前妇女/社会性别学的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对西方女性主义教学理论及实践的本土化研究不足。因此,我们要力图推进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进程,加强女性主义理论对现实社会中性别问题的解释力,以促进我国性别和谐社会的构建。     

对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及比较

多年来,面对女性一直是处于国际政治"竞技场"以外的失语者和不可见者的境况,众多女权主义者们提出了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个理论以它独特的研究视角重新审视国际政治的理论与现实,"社会性别"成为了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随着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断成长与成熟,此理论也形成了众多流派,即女权主义经验论国际关系理论、女权主义立场论国际关系理论和女权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不应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待中国崛起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2010年12月在美国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第八届伦敦专题研讨会上演讲时表示,不应再以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他指出,西方现有国际关系两大主流理论都产生于上世纪70至80年代,没有脱离冷战的时代背景,存在先天性缺陷。     

建构主义理论的发育机理与逻辑展开——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述评

温特从社会文化视角开创性地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以社会结构为工具,强调观念分配,重视行为体的实践互动,关注国际体系文化的可变性与国际社会进化的可能性,其学术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研究框架,重新设定了国际政治的研究话语。但是由于存在理论缺陷,它也受到了广泛质疑。     

文明史探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以陈乐民、亨廷顿为个案

文明史探讨对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这是因为,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到较高水平时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国际关系一经产生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文明史探讨,或者在文明史的关照下研究国际关系,有助于拓展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矫正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不时出现的简单、机械乃至极端化的缺陷;有助于克服一些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蕴含的循环论和保守倾向,凸显国际关系进化和进步的趋势、人的能动作用、社会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以及观念和文化的力量。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及其在女性学专业课程中的运用与探索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既把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又把女性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向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挑战了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2012年湖南女子学院女性学专业获批，开设了20多门与性别研究相关的专业课程。在这些课程的教学中贯彻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既是女性学课程体系特色教学的体现，也是我国女性学专业建设的重要环节。     

近5年来国际女性研究领域研究热点及知识基础可视化分析

基于多维尺度分析和文献共被引分析对Web of Science引文索引数据库中近5年来女性研究领域的7101篇文献的研究热点和知识基础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聚为5大类别,分别是女性主义研究、性别研究、女性社会研究、女性暴力研究、女性心理研究,其中性别研究居于核心位置,将其他部分有机结合了起来。该领域的知识基础中包含13篇关键文献,较好地代表了该领域的发展水平。     

女性神学思想述评

女性神学是在两次女性主义浪潮和解放神学兴起的双重助力的推动下，于20世纪60年代蓬勃兴起于西方社会的新兴神学理论思潮。它以批判基督教神学思想中的父权制传统为理论前提，重新释读基督教经典文本，并运用女性经验重构基督教神学。它的诞生和发展为女性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发展也具有推动作用，同时又促进了研究者对两性关系进行深层次思考。只有在神学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破除两性对立，承认两性差异，发挥两性各自的优势，促成两性之间的真诚对话，才能最终构建一个回归两性和谐本位的基督信仰。     

性别·叙事性·语言学视角:露斯·佩奇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评析

20世纪90年代以降,以北美为主导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在叙事理论建构还是在叙事批评实践上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本文主要从性别、叙事性、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课题等层面出发,评析英国学者露斯·佩奇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文章指出,一方面,佩奇采用文学与语言学的双重视角,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佩奇关于叙事形式可以脱离性别的论点又偏离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主流.     

“女性发展与性别平等--中德比较研究”研讨会综述

对“女性发展和性别平等”理论与实践进行中德之间的比较研究,既能增进彼此了解,又可促进相互学习。回顾历史,中德两国妇女运动的产生有着各自的时代背景以及不同的发展路径。当代女性形象未能摆脱刻板僵化的性别角色模式,并常常受到媒体和商业化误导的影响。在女性就业方面,德方专家强调了“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性别平等”理念,中方专家则提出了提高女性就业质量、女性平等获取资源、为家庭工作平衡提供政策支持等建议。全球女性主义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旨在拓宽女性主义思想的范围;而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20多年来在中国取得了诸多方面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挑战。     

个体主义、政治精英与国际关系

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人格化的视角观察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行为、探寻国际冲突的根源,成为传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切入点.现代意义上微观层面的国际关系研究十分注重个体的认知能力,强调政治领袖和决策精英的外交理念、才能、素质以及外交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和应变能力在国际关系演变中的特殊作用.因此,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综合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进一步理解政治精英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分析视角.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分歧——基于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的视角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思潮中的重要流派,它们在推动女性主义运动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二者对女性和自然的关系的观点存在很多分歧。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应该拒绝她们的身体以及她们与自然的联系,强调超越女性的他者性,梳理女性主体意识。生态女性主义则认为妇女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的,妇女解放与自然的解放是相互联系的工程,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的统治下对女性与自然的压迫。     

《唐律疏议》中性别法规范表述技术评析

以《唐律疏议》为传统中国调整两性法律关系的代表进行分析发现,其大量运用性别相关的法律术语、构词形式等技术来对律文进行表述,标志着性别法规范立法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完善。分析《唐律疏议》中性别法规范的表述技术,可明显看到体现礼教内涵和性别偏向的趋势,这主要是受了中国传统的性别差等立法观念的影响。     

What's the problem with gender-based analysis? Gender mainstreaming policy and practice in Canada

Abstract: Gender “mainstreaming”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feminist politics because it integrates a gendered perspective into all policy- and decision-making. However, while most scholars agree that gender mainstreaming has the potential to transform social relations, to date it has been limited and delivered only marginal benefits for a few women. In the Canadian context, scholars have pointed to several contextual and conceptual issues that limit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gender-based analysis. While such studies have contributed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s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we must also explore the creative or productive dimensions of mainstreaming. When we do so, we see that gender mainstreaming constructs a new form of worker: the “gender expert,” who is then given authority to analyse, monitor and suggest interventions based on “expert analysis.” From this perspective, gender analysis becomes a “technology of rule,” constructing gender experts whose power ultimately goes unscrutiniz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organization, thus obscuring the ways in which gender systems are reproduced or fractured by gender mainstreaming itself. In closing, the author calls for a reorientation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away from an analytic approach that focuses only on the instrumental effects of policies and towards an approach that illuminates both the instrumental and creative impacts of policies.     

后现代女性主义及其对中国男女平等的启示

伴随后现代主义的扩展,后现代女性主义诞生并对国际女性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抛开二者的差异性,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也可以为中国的男女平等妇女运动提供有益启示。我们有必要借鉴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某些思想原则和观点,以促进中国男女平等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