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同诈骗罪的罪间界定问题

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利用合同形式进行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合同诈骗罪的罪与非罪、罪与罪问题一直长期困扰着司法实践的正确认定。本文从罪与罪的角度，即合同诈骗罪与侵占罪、非法经营罪的界定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问题研究

刑法修订后,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单列出来,分别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侵犯财产罪中。在公安机关办案实践中,两罪之间的区分及管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为了正确地适用管辖和定罪量刑,必须准确把握两罪所侵犯的客体的差别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     

浅论保证保险合同与保证合同的区别

目前,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的纠纷诉讼在我国大量涌现,但是对此类合同应如何认定,以及此类案件的管辖和审理都尚无一致的定论。其中,认定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究竟是保险合同还是保证合同,是各方争议的关键。本文从各方面的特征,分析保证保险合同与保证合同的区别,说明保证保险合同不应归入保证合同。     

试论合同诈骗罪中的几个问题

在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应界定为非法行使他人财物所有权全部权能,主观故意形式主要是直接 故意但不排除间接故意,对犯罪故意产生时间的确定应坚持主客现相联系的原则。另外,合同诈骗罪 中的“合同”不应仅限于经济合同。     

合同诈骗罪疑难问题研析

合同诈骗罪作为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热点和难点.对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合同诈骗罪中担保刑事责任之厘清等疑难问题作深入探讨,有助于实践中准确对此罪的把握和认定.     

论我国的合同形式强制规范

合同形式强制有存在的必要性,其功能的发挥借助于强制的合同形式所具有的法律价值,即对合同的法律评价所具有的影响力。我国合同形式强制规范存在结构不完备的缺陷,形式替代规则也对形式强制形成挑战。应当辨清合同形式的性质,对其法律价值重新定位,妥善处理合同形式强制与合同自由原则的关系,准确适用合同形式强制规则及形式替代规则。     

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被犯罪行为人利用,以骗取他人财物,而且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它是刑法意义上的合同,是以财产为内容的、体现了合同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财产合同。合同诈骗罪合同的外延包括大部分存在于市场活动中的民事合同、劳动合同,口头形式等非书面形式合同也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行政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略论合同诈骗罪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设立了合同诈骗罪,从此,合同诈骗罪作为一个独立的个罪出现于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但是,目前刑法界对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罪与非罪的界限等问题看法并不一致,这成为当前刑法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及其犯罪构成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各种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有如下四个:(一)其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在实践中,有的自然人以单位名义签订…     

合同诈骗罪若干问题探析——以张某合同诈骗案为视角

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做实质理解,而不应拘泥于形式。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认定,应当以被害人因陷入认识错误而为处分行为后,行为人取得财物时为参照点,从客观事实判断该时点之前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此为基础,应当认真寻求特殊情况下合同诈骗罪与侵占罪、职务侵占罪乃至普通民事欺诈行为之间相区分的关键。     

合同的相对性与合同关系破坏

合同相对性在合同的履行中有重要意义,但严守合同的相对性亦有一定的缺陷,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形式上破坏了合同关系的稳定,却使使合同目的得以实现,弥补了合同相对性的缺陷。但在合同的履行中常有破坏合同关系的行为,这种行为同时破坏了合同的相对性,对合同责任承担提出了挑战。笔者就此问题做出了以下分析     

论合同形式的发展路径

合同的形式,是缔约人明确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表达方式,也是缔约双方对达成协议之合意的表现方法。合同的形式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法定形式的要件通常会决定着合同效力的走向。研究合同形式要件的发展历史,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合同发展的走向、趋势,另一方面,可以帮助立法者平衡合同形式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后果。     

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97年刑法确定的新罪名。本文对该罪犯罪构成、表现形式和此罪与他罪的界限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结合司法实践对该罪的数额、行为、界限等问题提出了看法，旨在对司法实践中认定该罪提供帮助。     

合同诈骗罪认定之多重变量因素探讨——以“合同”的界定为视角

合同诈骗罪分离于普通诈骗罪,源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基本形式,从而产生了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界定之争。因此,有必要深刻剖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本质,基于该本质特征,准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范围、对象及效力,探讨影响合同诈骗罪认定的多重变量因素,为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正确适用奠定基础。     

居间人合同诈骗之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罪。尤其是近几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一犯罪更为猖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合同订立过程中产生了中介人阶层 ,出现了居间合同的形式 ,使得合同关系更显复杂。对于居间人合同诈骗行为的司法认定问题 ,文章认为 ,在诈骗合同① 和居间合同并存的情况下 ,司法人员对合同诈骗罪骗局角色② 的认识不应仅仅局限于过去的诈骗人③ 和被害人一对一的模式 ,因为诈骗人和居间人可能共同实施合同诈骗行为 ,自然居间人就应当纳入刑事责任评价的范畴 ,这样刑法才能更好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非典型合同及其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非典型合同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合同形式 ,通过对非典型合同的定义、种类作界定 ,区分其与联立合同的差别 ,以此得出非典型合同适当的适用方法。     

合同诈骗罪司法适用困境及解决

司法解释和立案标准对合同诈骗罪入罪数额标准的设置高于诈骗罪,导致合同诈骗数额未达到合同诈骗罪入罪标准但达到诈骗罪入罪标准时是按无罪处理还是按普通诈骗罪论处存在争议。现有数额标准的设置具有合理性,统一数额标准不符合司法实践的要求。作无罪处理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立法目的,不会造成处罚上的漏洞;按普通诈骗罪论处会导致法律适用逻辑混乱,定罪量刑有失公允。"未达到特别法入罪标准但达到普通法入罪标准的行为作无罪处理"是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除非法律明确规定此种情况下要按照普通法来处罚。     

合同诈骗罪司法适用困境及解决

司法解释和立案标准对合同诈骗罪入罪数额标准的设置高于诈骗罪,导致合同诈骗数额未达到合同诈骗罪入罪标准但达到诈骗罪入罪标准时是按无罪处理还是按普通诈骗罪论处存在争议。现有数额标准的设置具有合理性,统一数额标准不符合司法实践的要求。作无罪处理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立法目的,不会造成处罚上的漏洞;按普通诈骗罪论处会导致法律适用逻辑混乱,定罪量刑有失公允。"未达到特别法入罪标准但达到普通法入罪标准的行为作无罪处理"是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除非法律明确规定此种情况下要按照普通法来处罚。     

无效合同诉讼时效问题探析

针对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争论焦点，文章论述了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原由，并对部分相反观点作了评述。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赔偿损失、返回原物等请求如何适用诉讼时效，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论合同诈骗罪的若干问题

合同诈骗是从普通罪中分裂出来的新型经济犯罪 ,它在具备了普通诈骗罪的一些共性特征外 ,在侵犯的客体、利用的工具、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自身的个性。合同诈骗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利和市场交易秩序及法治秩序 ;犯罪对象除财物外 ,还应包括财产性利益 ;作为诈骗工具的“合同”应当是具有规范市场行为性质的合同 ,包括口头合同 ;非法占有的故意是直接故意 ,可结合客观行为进行推定。     

浅析政府采购合同之性质归属

政府采购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形式,被广泛地应用于政府的日常事务活动中,其性质属于行政合同的范畴。而行政合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着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