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研究

政治民主化与社会风险存在交汇部位，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了各种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若应对不妥，就有可能对民主化造成危害，如增大民主化成本、扭曲或中断民主化进程。因此，要理性认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以确保民主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公民社会组织与风险抵御机制--某大枣协会个案研究

中国作为人口庞大的国家,在市场、政策等人为风险和灾害等自然风险面前,运用组织化途径提高公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不仅是构建整个风险分配机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国家转变治理模式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主要问题

由于中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了中国社会公正外在指标的不断恶化,危及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这些问题主要是:从社会大的环境层面上来看,是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从基础阶层或是从民众层面来看,是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从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来看,是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苗头;从国家层面上来看,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颠倒。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是本源化的社会问题,中国现阶段大多数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都来源于这四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治本比治标更加重要,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消除和理顺社会结构层面上的问题。     

风险社会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

风险感知的两种理论范式——个体主义的和背景主义的范式——分别强调个体认知结构因素和社会环境背景因素对人们风险感知的决定作用。本研究根据风险感知的"知识理论"、风险的社会扩大理论及社会制度结构对风险感知的束缚作用,分别建立相关的研究假设,试图寻找这些理论在中国经验中的证据。文章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当前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强烈的风险认知,尤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有最强烈的风险认知。另外,民众的风险认知主要受个人的认知能力、媒介接触、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具体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媒介接触越频繁的人、阶层地位越高的人风险认知越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风险认知。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布与抗风险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两个大转型,这铸就了中国经济的辉煌,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大转型过程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中国农村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已与城市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基本趋同,而农村居民拥有的抗风险机制却远远弱于城市居民,以收入水平表征的抗风险能力也远不及城市居民。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必需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政策体系以有效降低和化解社会风险。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只能有重点、分层次、逐步推进。综合来看,中国农民在抗御社会风险方面处于明显弱势,中国建构社会政策体系和实施社会政策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     

社会公正与社会政策建构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为此，我们必须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培育新型社会资本，增强全社会抗风险能力，增加民生型公共投入等途径，建构促进社会公正的社会政策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应对“风险社会”的优势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风险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风险社会＂的出现正在从制度上和文化上影响和改变着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将矛头指向资本扩张的贪婪本质和割裂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冷冰冰的工具理性。虽然资本逻辑对于中国的影响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非但没能远离风险社会,可能在应对风险社会上还会遇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艰难的问题。但是,＂避风险、求和谐＂是中国人数千年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中国传统思想中应运而生的除了＂爱人＂还有＂爱自然＂,注重人文关怀,讲求天人和谐等,由此我们相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于治理风险社会、防御现代性风险具有积极作用。     

风险刑法理论研究综述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了风险社会行列,在总体上引入风险刑法理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当然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隐忧。因为其既有可能引起刑法理论混乱,还可能导致刑事法治建设事业出现灾难性损失。因此,在引入风险刑法理论时,应当立足中国国情,正视社会风险,理性权衡风险防范、秩序维护和人权保障等各种价值诉求,对风险刑法予以理性定位。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与治理途径——基于利益输入失衡的分析

在社会利益日益分化的情况下,当前基于群众路线的权力精英"内输入"机制由于其间接性、滞后性、主观性、低回应性,极易导致利益输入失衡,并进一步导致各利益群体对收入分配政策影响力的不同和相关政策的缺位,这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创新群众路线,矫正各个群体和阶层间的利益输入失衡,进而从制度安排的层面构建起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在现阶段,通过建立均衡的利益输入机制来扭转收入分配不公,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风险社会”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性

一个以风险为特征的新型社会形态已经来临,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风险社会理论对西方传统工业化模式及其严重负面影响进行反思和批判,对增长的盲目乐观将被更加审慎和全面的发展观所取代,过去的经验已不足以成为当前的依据和理由;人们当前的行为选择同时还受到对未来预期的影响,现代风险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处在现代转型与向世界开放的中国,如何应对风险?风险社会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显然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思和重视。     

我国社会风险的成因与对策

中国社会内部蕴藏着巨大风险,严重影响我国社会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风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风险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风险。当前我国社会风险存在,主要是因为社会不公现象极为突出,社会成员受到利益损失并且得不到赔偿,引起社会成员的强烈不满并引发其反叛社会的行为。社会风险既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又是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所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抓住了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关键,只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有效防范社会风险。     

论转轨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公与收入差距

中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刻。中国改革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却日益严重,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最大障碍。因而,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公正制度,治理收入分配不公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在当前中国十分迫切。     

论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在全球化社会背景下,风险社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境遇。各种风险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渗入到现代社会的"骨髓"之中。这急切需要理论的关注,挖掘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源。笔者试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出发,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研究风险社会的演进逻辑,揭示风险的内涵,对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阐释。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的研究有助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品质的提升,有助于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治理。     

风险社会中安全需求的变化及其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转型中的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不断增加,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突出,社会对安全需求的种类和数量快速增长。在新形势下,公安工作需要适时转变工作重点和服务目标,有针对性地对风险社会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进行有效治理。     

社会公正问题产生原因探析

社会公正缺失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其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宏观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始终是社会公正缺失的根本原因;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制度的选择、各种制度间的配合以及文化因素也是社会公正缺失的重要原因.     

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关系探析

社会风险、风险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虽有联系,但在时间的维度上、社会的内涵上,风险的内涵、范围、来源、预警及其后果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正确把握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就不会误用这两个概念,更不会把它们混同为一个概念.     

论公平的收入分配

我国目前存在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现象,这是由市场机制和非市场因素共同造成的。政府应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税收调节机制与社会保障体系,使收入分配机制起到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的作用。     

风险社会理论述评

本文对风险社会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梳理 ,并重点介绍了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 ,也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 ,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风险社会理论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面临的挑战并作出合理的反应。     

风险社会下公司法功能的政治约束与风险防范——一个政治解释的框架

传统意义上对公司法功能的解释多集中于经济层面，但在社会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该种解释未必十分有效。公司法的功能在风险社会下亦受社会政治因素的约束与影响。马克·罗伊教授比较了两大法系国家公司所有权集中制受政治影响力的大小，并以此反映现代公司法功能中需要强化政治约束力以防范诸多社会风险。而通过重新解读我国公司法中的公司社会责任规范与党组织活动规范，可以发现要理解和把握公司法的现实与未来，也需要关注公司法功能的政治影响因素，以求防范未来公司的风险。     

选举制度与公共政策——一个社会公正的视角

本文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指出选举制度是以公平的方式产生决策者的重要途径,选举制度体现了机会平等的原则,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选举制度对各类政策主体具有规范作用.现阶段完善中国选举制度的重点在于体现制度的公正属性和健全基层选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