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私营个体经济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个社会的和谐状况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社会经济生活的公平、正义和有序,对于社会和谐的影响尤其重要。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们的富裕程度,促进社会注重合理的平衡人们的经济利益;能够有效地增加就业,缓解因为失业带来的贫困与贫富对立,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稳定的社会条件;能够有力的推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消解,减少城乡居民之间、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制度与观念上的歧视,实现城乡居民之间、各类市场主体之间身份权力的平等,提升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因此,需要从制度与政策上为发展私营个体经济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经济生活的正义与有序;提高私营个体企业的素质,增强企业主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应加强对企业职工权益的保护,和谐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     

试论城中村改造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城中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主要表现在: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导致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传统产业结构受到挑战,城中村人口容量大及素质不高使得产业升级乏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度供给不足等。要促进城中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应明晰土地与房屋产权,实现土地房屋资源的高效利用;重塑产业结构及其发展空间;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制度供给。     

公共政策合法化的价值分析

公共政策合法化具有合法地位和合法性的双重目的,这就要求合法化程序和政策方案必须分别遵循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法律性的价值标准。其中,合规律性既要求合法化的程序设计符合合法化的内在规律,又要求政策方案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合目的性既要求合法化程序保障民意表达,又要求政策方案体现民意、维护民利;合法律性既要求将合法化程序法律化,为相关的合法化提供制度保障,又要求政策方案遵循有关的法律原则,符合法律的具体规定。     

我国城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性研究

就现实而言,当前城乡青年在接受高等教育上是存在着不公平的问题:城乡青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不平等;城乡之间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城乡收入巨大差距导致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要采取切实措施去实现城乡青年高等教育的公平:改进高等教育的相关体制;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相关机制;通过相关制度和政策,明确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最后底线,从各高等教育机构而言,就是针对城乡青年的实际,建立从课堂教学、课程选择到教学评价的公平机制,为实现平等作出贡献。     

论经济不平等及矫正

经济不平等是一个关系性范畴，不仅仅是指经济资源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更是指各经济主体在公正合理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经济活动的差等经济权利。经济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引发政治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和人格歧视的罪魁桶首。要矫正经济不平等，就必须打破垄断，控制贫富差距，实行再分配和成果共享，以实现经济不平等的救济和经济平等的承诺。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原因和调节对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逐步扩大。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效率,也是经济公平的要求。但若收入差距过大,会产生社会公平问题,也会带来效率损失,既影响经济稳定发展,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     

房贷风险的合理分担探讨——以房地产调控背景下的涉房主体利益影响为视角

房地产宏观调控下,银行业房地产贷款回收面临巨大风险,并波及房地产企业和个人购房者的利益。因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导致的风险不应认为属于市场风险,市场各方参与主体应公平、合理地分担因调控所导致的损失。政府应检讨房改政策的失误之处,承担政府在住房保障问题上应负的经济和社会责任。应废除商品房预售制度,实行现房销售,改变房地产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来源结构,使其承担应负的经营风险。立法、司法应遵循经济运行规律,保持独立性,避免受政策干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地区差异及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有权利享受公共服务的主体都应当能够得到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我国存在着明显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异:公共服务能力方面的差异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导致这种地区公共服务差异的原因有五个方面:地区资源禀赋导致的经济发展差异;国家政策差异导致的经济发展差异;经济区域混同行政区域,中央转移支付调控力度不足;各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差异;政策导向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通过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和公共财政体制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从政府推动走向市场主导:海外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海外产业园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能否健康持续发展令人关注。作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形式,海外园区担负着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推广市场改革发展经验以及加强两国关系的重任,但同时园区又需要实践市场化的运营模式来长期有效地履行这些目标。笔者对13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进行了长期跟踪调研,发现分布于各国的园区因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不同,其运营表现和政治经济效益有很大差异。园区的开发模式和政策支持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研究表明,海外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够通过逐步的市场化经营实现,即使是由政府最初主导推动的园区也能通过不同的方式将政治影响转化为商业利益。本文选取的三个典型案例也从不同发展路径提供了佐证:埃及的园区致力于产城融合,通过综合规划促进工业投资与多功能社区的互动来拓宽收入渠道;埃塞的园区有效推动了所在国的工业政策改革,吸引了大量投资并从中获得商业利润;柬埔寨的园区营造周边地区的良好社会生态,既履行了政治社会责任,又培养了园区长期增长的动力。这些海外园区实现政治与经济联动发展的机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如何深入持续拓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府际力量协同还是核心城市集聚？——应急力量布局对地区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

利用各地有限的应急力量发挥更强大、更有效的应急救援效果,是避免应急资源冗余建设、促进资源有效整合的应急管理改革方向。文章从地区发展韧性的视角,探索应急力量应遵循多城市布局以追求协同效应,还是以核心城市集聚为主以保障地区经济引擎的相关问题。基于全国23个省区数据的定量分析发现,应急力量如何布局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发展韧性与应急力量类型有关,政府型应急力量应遵循“相对分散”的区域布局,而社会应急力量应遵循“相对集中”的区域布局,以更好地发挥各自资源优势,降低自然灾害和不稳定因素对地区发展的冲击,维护地区韧性发展。据此得到优化应急资源配置的启示,包括优化府际应急力量协同治理的制度框架,避免政府型应急资源过度集中于省会等中心城市,充分发挥社会应急力量作为政府应急力量的补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