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改革的回顾及展望

在量刑程序改革过程中,量刑建议如何与其衔接成为焦点,诸如量刑建议的提起时间、方式、内容等问题都引起了热议。由于实践中法官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较高,为保证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必须建立量刑调查制度和证据开示制度;同时,应当增强辩方权利,避免削弱量刑辩护的效果。     

量刑与定罪程序的分离和独立

量刑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一环,量刑程序的公正性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我国当前的定罪与量刑程序是合一的,立法没有对量刑程序本身进行详细的设计,因而导致了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可以借鉴国外两大法系在分离量刑与定罪程序方面的一些做法,在我国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     

量刑对象视野下的量刑程序改革

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应是指刑事责任的裁量,其蕴含着"量刑对象是犯罪人"这一量刑基本理念,要求量刑程序应独立于定罪程序,刑事审判应先解决定罪问题,后解决量刑问题。然而,《量刑程序意见》所确立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并不完全符合如此量刑理念的要求,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当前的量刑程序改革陷入困境。有鉴于此,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建立独立量刑程序模式,应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量刑对象视野下的量刑程序改革

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应是指刑事责任的裁量,其蕴含着"量刑对象是犯罪人"这一量刑基本理念,要求量刑程序应独立于定罪程序,刑事审判应先解决定罪问题,后解决量刑问题。然而,《量刑程序意见》所确立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并不完全符合如此量刑理念的要求,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当前的量刑程序改革陷入困境。有鉴于此,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建立独立量刑程序模式,应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量刑建议与同案不同罚现象研究

在我国的诉讼体制中,量刑权属于法官审判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空间最大的"领域",司法实践中法官量刑权的行使又缺乏公开透明性,从而使量刑失衡现象成为我国司法中的"诟病",并且也是导致同案不同罚现象最普及最主要的原因。产生于西方的量刑建议制度就是为了抑制量刑失衡而导致的同案不同罚现象,其不仅具有相关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司法实践的"招唤"。在我国建立量刑建议制度从而达到抑制同案不同罚现象,必须制定全国统一的量刑建议标准以及设置量刑答辩程序。     

死刑量刑程序刍议

就目前中国的国情和司法现状而言，应当把死刑案件的改革集中在一审程序的加强和改造上，尤其是加强死刑量刑程序的规范化建设。应在我国死刑程序的审理中设立一个单独的量刑程序。重心在于解决选择合适的死刑量刑程序模式、提高证明标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量刑建议制度等方面的认识问题。构建我国死刑量刑程序的具体思路，应从量刑程序合议庭的组成、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间隔、量刑程序的自动启动、控辨双方就证据进行质证、以及量刑程序中的特殊调查取证权等方面着眼。     

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的提出

量刑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近年来的量刑程序改革,虽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发展提供契机,却未能充分关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本文拟从检察机关的视角,先简要陈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后结合当前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合我国诉讼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制度。     

量刑阶段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问题探讨

量刑与定罪有着不同的司法功能，在量刑阶段。寻求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证据规则等制度内容，是我国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司法改革大背景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基本要求、扩宽当事人参与法庭调查与辩论范围、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等内容，可以得出，在量刑阶段建立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制度，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     

量刑程序改革的价值分析及制度设计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有关量刑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也逐渐走向深入。从全国法院三年多以来的量刑改革实践中，我们已经切实看到程序公正所带来的价值。由于面临现行法律制度、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和法律施行上面临的诸多问题等，量刑程序改革道路的正确性屡遭非议。如何在量刑程序改革的具体内容上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对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妥善处理好量刑程序与效率的关系，并辅之以实体改革，以期量刑程序改革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手段。     

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

与其他大陆法国家一样,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定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不对称、量刑程序中的缺乏诉讼权、量刑程序证据规则的缺失等,使法官不能充分考虑量刑的各种因素,不能体现量刑的个别化,无法实现对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建立定罪与量刑的分离程序,设计量刑控制为中心的证据规则,建立量刑听证制度,并设计相关的配套制度,将控辩审的对抗理念和模式引入量刑中,有效制约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

从世界范围看,量刑建议愈渐具有重要地位是当下刑事司法制度公力协商模式悄然风靡的结果。随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重要性也日益彰显,成为牵动认罪案件诉讼程序运行的关键部分。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制度产生了较多新的实质变化。新形势下,精准刑与幅度刑在认罪案件量刑建议中均具有了新的价值意义,以精准为主、幅度为辅是较为妥当的量刑建议内容模式。量刑建议的效力问题是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的关键所在,对于《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规定,应当要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包括量刑建议的效力场域、辅助参考到主要依据的转变、一般应当的规范表述、调整量刑建议的规范缘由、量刑建议异议处理程序。对这些问题的充分有效探讨有助于指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     

“量刑运算化”理念之提倡——以实现量刑结果可验化为目的

“胡斌飙车案”作为研究量刑制度比较典型样本的意义在于，该案揭示出了：社会各方对案件判罚结果之所以发生冲突，归根结底是双方对于量刑结果的“求解”过程存在分歧。这也反映出在当前量刑机制中，推行量刑的“运算化”实有必要，即由过去粗放式的“估堆”量刑转变为精细化的“运算化”量刑，使量刑过程由“可言”向“可验”转变，由此使量刑结果可供刑事诉讼当事人共同验证，进而实现量刑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量刑建议研究——以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能为视角

探究量刑建议的制度来源应该从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能来考察，量刑建议性质上属于人民检察院履行公诉职能的一项活动，是人民检察院公诉活动的一项创新机制。同时量刑建议又能对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起到软性制约的作用。检察院在量刑建议的实践中要处理好履行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提出量刑建议与尊重审判权、合法性监督与合理性监督这三方面的关系。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关于量刑建议的一些具体制度还有必要做出一定的调整。     

品格证据在量刑程序中的运用

品格证据作为证明被告人性格特征、名声或者声誉、行为倾向和以前实施的行为的证据,对于评价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再犯的可能性等事项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时,应该充分地考虑品格证据,以实现准确公正的量刑。     

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适用——基于浙江高院五起典型案件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犯罪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予以刑事处罚，为打击惩处醉酒驾驶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有效地遏制了醉酒驾驶事故的发生，有力地保障了道路交通安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并无统一的量刑规范。导致本罪在量刑适用上存在不规范、不统一、不均衡的问题。因此，如何准确适用量刑，确保罚当其罪，是审判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1年公布的五起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指导性，通过对上述案件的比较分析，结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罪责刑相适应、体现宽严相济和确保量刑均衡的量刑原则，最终以细化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情节来规范、统一、均衡本罪的量刑适用。     

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量刑建议权本质上属于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诉权本质上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这种请求权不仅包括"求罪权",同时也应包括"求刑权"。由此可见,检察机关不仅有定罪建议权,同时也有量刑建议权。虽然各地检察机关进行了量刑建议制度方面的探索,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种种弊端。应基于当前量刑建议权实施的现状对量刑建议制度进行重构,以期对具体的司法操作有所裨益。     

量刑规范化改革之基准刑问题

基准刑之于量刑步骤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其所起到的作用是架起法定刑迈入宣告刑间的桥梁。基准刑的确立应该是一个点,而在一个法定刑内应该具有多个基准刑的点,这是因为立法与司法判断对基准刑的要求是不同的。《量刑规范指导意见》将基准刑的确定标准规定为一个过程,用公式表达就是基准刑=量刑起点(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承担)+应增加的刑罚量(排除量刑情节的其他情节)。这种做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绝对数字化的方式也将使基准刑的寻找存在着一些无法周延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