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保全措施的发布与实施（下）

四、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性措施的立法与实践(一 )成文法上的规定如前所述 ,仲裁庭能否对其所审理的案件作出保全措施的决定 ,归根结底取决于有关国家的法律是否允许仲裁庭作出此项裁定。纵观各有关国家的法律 ,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 .法律直接规定仲裁庭作出该裁定的权力除了那些采纳了联合国贸法会《示范法》的国家外 ,许多国家的法律上也明确规定了仲裁庭就临时保全措施作出裁定的权力。其中最为有代表性的应当是瑞士 1 987年国际私法第 1 83条的规定 :(1 )除非当事各方另有约定 ,仲裁庭可以根据一方当事人的请求 ,作出临时性保…     

TTIP对现有外国投资的国际法律规制的改革设想

现有的大多数国际投资条约倾向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为投资者设置了相对统一的国际投资保护机制以及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如ISDS。而对东道国的权利,投资协议中设置了公共利益、环境和安全等例外条款,但仲裁实践中,东道国的利益很难得到仲裁庭的支持,导致了东道国公共利益的损害。同时,随着国际投资争端的剧增,现有的ISDS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在TTIP的谈判中,欧盟提出了改革设想,从原有的倾向于保护投资者转向关注东道国的利益,包括建立新的投资法庭及上诉法庭替代ISDS,修改现有投资保护标准等。这种改革设想将对外国投资的国际法律规制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对我国外资法拟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际投资法中的母国措施问题研究

母国措施近来颇受国际社会关注。母国措施的种类有信息支持、经济支援、投资保险、税务措施以及技术转让等。母国措施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它既可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也可能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产生阻碍作用或者损害东道国的利益。各国在继续实施一些优质母国措施的基础上．应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并在国际条约中强化约束母国的措施以增进母国措施的有效性。中国在母国措施领域存在信息提供不全面、缺乏对中小企业财政支持以及技术转让渠道不畅等诸多不足．须进行改进以适应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需要。     

论当前国际投资与中国利用外资

国际投资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国际投资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本文首先从三个方面考察当前国际投资的现状及特点：第一，国际投资在波动中迅速增长；第二，发达国家是国际投资的双向主体；第三，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国际投资在不平衡中迅猛增长。本文还就当前中国利用外资的数量规模、方式和效益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从台商投资争端的角度

基于福建自贸区的任务以及台商投资争端的特殊性,对福建自贸区完善台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研究。从台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出发,分析其在立法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上海经验和国际经验的同时,结合福建自贸区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论裁量余地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运用

当前，国际投资仲裁体系由于过度干预国家主权，因而面临着正当性危机。欧洲人权法院判例中采用的裁量余地原则能够较好地平衡国家主权与人权保护之冲突。目前国际投资仲裁庭对国家规制行为的审查标准不一，进一步影响到投资仲裁体系的正当性问题，因此，可以引入欧洲人权法院判例中的裁量余地作为对国家规制行为的审查标准，同时辅之于比例分析，以解决投资仲裁面临的正当性危机，这将会减少对国家主权的干扰，因而在政治上更加能够容忍。     

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从“尤科斯案”到“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

是否需要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设置上诉机制,这在国际投资领域内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形成统一的共识。新近刚出炉的"尤科斯案"上诉判决,又在事实上证明了国内法院正在行使并承接了国际投资仲裁上诉审理的大部分职能和权力。国际投资仲裁的上诉机制既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还特别需要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过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尤科斯案"的经验来看,应从上诉机制的限制性条件、程序安排、审理范围、审理期限以及对透明度问题的规定等方面着手,构建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同时,这一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将能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论双边投资条约对国际投资法的发展：中国视角

双边投资条约已代替模糊的国际习惯法形式而成为当今国际投资法的最主要的法律形式,从中国视角对国际投资法由形式至内容的这场变革作出确切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双边投资条约是两大阵营在国际投资体制陷入僵局之后,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所选择的打破僵局的灵活方式,这一新的法律形式对国际投资保护法及国际投资自由化法律的发展各有不同。双边投资条约至今仍是以特别法形式存在的双边条约,从中并未产生确定的国际习惯法。     

将环境保护纳入国际投资协定的必要性

将环境保护纳入国际投资协定将成为大势所趋,其必要性体现在：国际投资自由化和环保意识全球化互为背景,彼此不可能割裂;投资与环境互有影响,发挥积极影响抑制消极影响成为当务之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求投资与环境一体考虑,绿色投资成为时世所需;解决与环境有关的投资争端更需要明确的国际规则依据。为此,中国应加强有关规则的研究,在某些实质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提出符合国家利益的主张。     

浅议中国--东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文章立足于中国-东盟这一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的事实,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双边投资协议中达成的共识为基础,同时借鉴现代双边、多边投资协议(包括东盟关于投资争议解决的已有规定)中关于投资争端解决的先进做法,提出中国-东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建议.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欧盟ISDS机制革新评析

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对于仲裁缺乏透明度、仲裁裁决不一致、损害东道国利益等问题各国一直试图通过机制改革进行解决。欧盟占有一半以上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简称"ISDS")案件,因此欧盟对投资仲裁的需求直接体现在了其对于投资机制改革的力度上,欧盟通过常设仲裁庭、上诉法庭、提高透明度等方面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投资仲裁的公平公正,这也是全球治理价值在欧盟ISDS改革机制中最大的体现,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颇受质疑。     

国际投资中间接征收认定的要素分析与路径选择

间接征收认定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投资领域的焦点问题之一,该问题的合理解决关系到政府在多大范围内行使管理外资的权力而无需向投资者支付补偿,背后是东道国利益与投资者利益的权衡。学界基于仲裁实践对此问题的探讨集中在传统间接征收认定标准上,而传统的三种认定标准各有其内在缺陷,且并没有给予仲裁庭一个具体的路径指引,因此仅仅停留在间接征收认定标准的讨论并不足以解决复杂的间接征收认定问题。根据国际投资条约和仲裁实践的新发展,间接征收认定可以采取要素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影响间接征收认定的诸要素,包括政府措施的经济影响、政府措施的目的、政府措施对投资者合理期待的干预程度以及政府措施的持续时间。在要素分析的基础上,仲裁庭应坚持个案分析、综合考量诸要素以及比例测试的间接征收认定路径,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利益的平衡。     

试论TRIM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及其适用

TRIMs协议以多边协议的形式将GATT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引入了国际投资领域 ,但由于对TRIMs协议中国民待遇原则存在模糊的认识 ,造成理论和实践中产生对国际投资领域国民待遇和国际贸易领域国民待遇的混淆。具体分析TRIMs协议国民待遇的产生和性质 ,明确其非投资待遇的性质 ,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适用TRIM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     

国际直接投资模型的发展及启示

邓 宁的国 际直 接投资 模型 历来是 指导 各国对 外直接 投资 的重要 理论 依据。根 据该 模型, 我国对外 直接投资 还为时过 早。但随 着世界 经济一体 化和产 业全球化 的深入, 不仅是发 达国家 而且发展 中国家的国际直 接投资 也日益扩 大。本文 利用８０ 年代以来 的研究 成果对邓 宁的模型 作了一 些发展,从 中得 出结 论：我国有 必要而且 能够发展 对外直 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对贵州经济增长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我国对外开放首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这不仅造成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章针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影响贵州直接投资的宏观环境做出全面分析,并根据贵州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优势及劣势,对如何更好地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提出建议。     

晚近双边投资条约发展值得注意的几个特点--极力弱化东道国外资管辖权成为趋势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尤其是 90年代以来 ,双边投资条约的迅猛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也成为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晚近双边投资条约中许多条款都反映出明显的进一步削弱东道国外资管辖权的意图 ,这些意图不仅表现在对外资准入自由化的提倡和外资保护水准的提高上 ,也反映在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和投资争议解决方法的国际化上。 2 0世纪 6 0— 70年代为联合国大会一系列决议倡导的维护东道国外资管辖权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和规则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些都是应当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论外汇转移条款的条约间冲突成因及解决

外汇转移条款产生条约冲突的原因在于外汇转移是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和国际金融法三个领域一个共同的法律问题,因此它受到多领域多层次的国际法律规则的调整,这些规则相处交叉的点,便是条约冲突所在。国际法中解决条约冲突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即先法优先理论、后法优先理论和特别法优先理论。然而,这些方法并不足以解决国际投资法中外汇转移条款的条约冲突,更需要国家在拟定条约时对核心概念采纳现有的定义以避免缔约的冲突,并且国际投资仲裁中采取缔约国联合解释的方法限制仲裁庭的过于宽泛的解释权,进而避免解释的冲突。     

国际投资协定中非歧视待遇的适用阶段与例外——兼议中国之对策

非歧视待遇包括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许多国际投资协定和与投资有关的协定明确规定的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标准,也是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关键因素。各协定对其适用的时间范围存在较大分歧,焦点在于非歧视待遇是否适用于投资准入前阶段以及允许缔约国保留哪些例外。     

国际体系与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策略选择

任何国家都处在既定国际体系中并受一定时期国际体系的影响和制约。本文拟从国际体系的国际结构和国际权力结构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目前的大国外交战略和策略,由此界定其合理性。     

论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的关系——兼评RCEP投资待遇规则

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解释往往涉及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但学界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多有分歧。通过对仲裁实践的总结与分析可以得出，公平公正待遇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使得判断东道国违反待遇标准的责任门槛较高，但待遇的内容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就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而言，当下主流观点认为不需要参照最低待遇标准进行解释。在此情况下，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义务内容宽泛，并且判断东道国承担责任的门槛较低。我国签订的RCEP采用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但其中部分条款内容模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投资者权利与缔约国义务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缔约国被诉的风险。对此，可尝试通过明确公平公正待遇的义务内容和设置例外条款的方式，以增加公平公正待遇的明确性，对仲裁庭自由裁量空间的限定性以及对投资者权益和东道国主权的均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