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域外看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将国家管辖海域分为两大类,并设立不同的法律制度,犯罪罪名海陆不分,海上犯罪国内法和国际法犯罪不分。这种刑法规制模式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海上犯罪。借鉴域外海上犯罪刑法规制的主要模式,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应转变为:对各种国家管辖海域给予平等的刑法保护;区分特殊罪名和一般罪名,并增加特殊罪名的数量和种类;区分国内法犯罪和国际法犯罪,并及时转化国际法犯罪;采用刑法典立法模式。     

浅论我国反恐怖犯罪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恐怖犯罪缺乏明确规定,刑法修正案(三)并没有将恐怖行为单独规定为一个罪名,我国参加的某些国际规约中规定的恐怖活动罪行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我国现行刑法中尚缺乏规制恐怖犯罪的程序性规定.对我国反恐怖犯罪立法进行完善是必要的.建议对反恐怖犯罪单独立法,建立实体和程序合一的立法模式.     

论民用爆炸物品的刑法规制

所谓刑法对民用爆炸物品的规制,就是国家通过刑法将与民用爆炸物品相关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制裁,以规范和制约民用爆炸物品的管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涉及民用爆炸物品的罪名很多,分布在不同的章节中,即根据其侵犯的客体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和法定刑,表明国家对涉爆犯罪进行了全面的刑法规制。刑法对民用爆炸物品的规制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规制,即以爆炸罪定罪或者以非法从事与爆炸物有关行为定罪;二是间接规制,即以侵害特定个人或多人的健康、生命权利以及财产权利为直接目的,在犯罪过程中,使用爆炸物仅是作为实施犯罪的一种方法或手段的犯罪。     

略析国际海上犯罪刑法适用

国际海上犯罪国际刑法适用模式有两种 ,一般采用间接适用模式。国际海上犯罪中国刑法适用一般规则 ,首先是确定国际海上犯罪刑事管辖权和剖析国际海上犯罪行为特征 ,然后比照中国刑法有关条款规定的犯罪行为特征 ,离解国际海上犯罪整体行为和整合国际海上犯罪具体行为 ,依照中国刑法确定其行为性质 ,如是就可以准确认定其中国刑法规范的罪名。     

我国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商业贿赂犯罪规定单一的罪名,严格来讲,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法律术语.虽然现行《刑法》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受贿罪、行贿罪等等罪名对商业领域中存在的贿赂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但现行立法在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犯罪主体、对象、法定刑设置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     

信用证诈骗罪的规范分析

我国对于信用证诈骗犯罪的刑法规制主要体现为罪名的设置,即信用证诈骗罪(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5条和第200条)。要判断这种刑法规制是否合理,是否足以遏制信用证诈骗犯罪,就需要对该罪名的概念和犯罪构成进行分析,通过规范分析查找问题与漏洞。     

我国现行受贿犯罪罪名体系探究

惩治受贿犯罪是我国目前反贪腐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目前刑法学界普遍主张的＂贪污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一元化的发展路线＂,在探讨现行受贿犯罪罪名体系的基础上,从犯罪主体、客体、法益保护、分则条文的适用和分布等多方面肯定我国现行受贿犯罪罪名体系的合理性,分析我国单位和自然人双重犯罪主体的可行性,并提出对我国受贿犯罪罪名体系的完善措施,主张规制非国有单位的受贿犯罪,并对现行受贿犯罪进行进一步细化,以便司法实践操作。     

我国刑法中酷刑犯罪的规制现状与保护缺失——基于文本对比的考察

酷刑犯罪是一种利用公权力的犯罪。与国际法对这种犯罪的规制现状来看,我国刑法在犯罪主体、犯罪目的、犯罪内容等方面存在很多疏漏,有必要对相关犯罪的主体和对象范围进行扩张,使酷刑犯罪的主体能够涵盖所有正式和非正式地行使国家权力、有可能实施酷刑犯罪的人员。在被害人方面,使所有处于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控制和影响之下的人员都受到刑法的有效保护。另外,应加强对伤害精神健康的酷刑犯罪的刑法规制。此外,还应在酷刑犯罪方面增设一些堵截构成要件和推定犯罪构成,严密酷刑犯罪的刑事法网。     

恐怖犯罪刑法规制之理论进路与规范解构

历经数次修正与重构,我国恐怖犯罪的刑法规制呈现出罪名体系不断丰富,刑罚结构趋于完整,处罚手段不断严厉,打击范围逐渐扩大的趋势;我国关于恐怖犯罪的刑法规制中呈现的刑事理论面向包括:报应刑与目的刑之扞格与兼容,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抵牾与调和,刑法谦抑性理念;恐怖犯罪的刑法适用中我们应坚持限制解释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理论路径。     

罪名的概括性及其程度的选择

概括性是罪名的基本特征，是认识罪名的一个综合因素。掌握罪名的概括性的核心有助于区分概括性程度的不同，它有利于准确区分不同犯罪和正确设立罪名。设立罪名就是选择其概括性程度的过程，我们要从有利于构建刑法网络，有利于实现刑法功能，立足于基本国情和传统，以及有利于加强刑法研究的角度进行选择，这对我国罪名的个数、字数和类型的合理改进有较大帮助。     

论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为有效保障食品安全，就必须重视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现有的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存在不足，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应按以下思路进行调整：重新定位食品安全犯罪；扩充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体系；完善责任形式。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具体改进措施包括：调整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增设食品安全重大责任事故罪；对“食品”的概念作扩大化解释，并在刑法中明确其涵义；对生产、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犯罪构成加以改造；完善法律责任形式。     

互联网传销刑法规制研究

近年来高发的互联网传销作为传统庞氏骗局新变种，不论在宣传手法、运作模式抑或法益侵害属性上均发生本质改变。剖析互联网传销基本构造，对传销与直销、非法集资等关联行为作出准确区分，为司法认定提供判断标准。基于我国刑法主要惩治诈骗型传销，传销参与人在其中既存在受欺骗的被害人属性，同时其参与行为又在不断推动金字塔骗局发展壮大，成为传销犯罪实施者，刑法应当对此类主体进行规范评价并采取相应规制措施。从刑法正向规制与被害人、参与人反向规制两方面进一步完善互联网传销犯罪刑法规制机制，实现对当前高发的互联网传销有效打击与预防。     

单位犯罪的立案管辖与法律适用

单位犯罪的立案管辖与法律适用孙光焰修订后的刑法在总则中单列一节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在分则中涉及单位犯罪的有１０４条１２５个罪名。由于刑事诉讼法修改先于刑法的修订，对单位犯罪的管辖始料未及。在修订刑法施行之前，必须对单位犯罪的管辖作出具体的分工，...     

比特币洗钱犯罪的刑事治理

比特币洗钱犯罪的治理，首先要明确认识其洗钱风险和洗钱模式。目前非金融机构领域是我国反洗钱监管的短板，反洗钱内控机制的缺失和反洗钱义务的模糊是放大比特币交易平台洗钱风险的主要原因。为预防和惩治比特币洗钱犯罪，须合理把握反洗钱规制与刑事惩罚之间的关系，并从犯罪协作角度理解其中的犯罪产业链现象，同时有必要以《刑法》第312条为洗钱犯罪的普通法条、第191条和第349条为特殊法条的思路，来辨明我国洗钱罪名之间的逻辑关系。     

我国反海外腐败犯罪立法的规制转向

随着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规制重心从国内企业转向其他国家的企业,我国商事主体在海外所面临的腐败规制风险显著增加。当前,我国单一罪名模式的反海外腐败立法在规范要素和域外管辖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国反海外腐败立法应该向实用型立法转变,坚持对国内商事主体海外腐败犯罪和外国商事主体海外腐败犯罪双向规制的路径,通过进一步完善反海外腐败法律规范,提高我国反海外腐败法律制度的科学性,通过健全会计、金融、技术等配套制度增强反海外腐败法律制度的实效。     

海峡两岸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有关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在规制的严厉化、立法的专门化和司法的多样化等方面呈现相同的特征;但是我国台湾地区有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历史整体上较大陆地区更为悠久,二者在法律渊源(立法模式)、规制主体、规制行为和法定刑配置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今后,大陆应当借鉴台湾地区相应立法,实现立法模式的多元化,废除食品安全犯罪的死刑并推进司法定罪的专门化。     

论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正式施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开始走入公众的视野。这是立法机关遏制网络犯罪猖獗态势,保障公民生活安宁状态,助力创业创新发展的必然之举。为了实现该罪名的应有作用,有必要阐明刑法规制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原因和路径。从分析当下我国网络安全的现状入手,梳理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并结合立法参与者提供的立法理由来探寻刑法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进行规制的原因。同时,通过解构现有刑法理论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体系定位,并借助同中立帮助行为的界分,与既往司法解释的关系,来廓清刑法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规制路径,以期能够推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有效适用。     

二次违法性视野下比特币的刑法规制研究

比特币在我国不是货币,属"特殊金融商品",以"去中心化"和匿名性为核心的特征有益于提高支付效率,但也因缺乏监管而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对正常社会经济和金融秩序造成冲击。二次违法性理论为区分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及确定刑法介入的时点提供了判断依据。比特币所涉刑事风险主要有三类:第一,通过比特币交易平台将他人所有的比特币转入自己电子钱包,涉嫌盗抢罪;第二,持有比特币或通过比特币跨境交易可能触犯涉汇、涉税类罪名;第三,比特币被不法分子利用可能涉及洗钱犯罪、毒品犯罪、涉黑犯罪、赌博犯罪等传统的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罪名。     

论反向洗钱的刑法规制

如何防控恐怖活动,这是绝大部分国家均面临的问题。打击恐怖融资是防控恐怖活动的一种重要措施,而反向洗钱是恐怖融资的一个重要环节,故而有必要以刑法规制反向洗钱行为。这已经得到有关国际法律文件的认可,并在不少国家的刑法中得以体现。我国刑法无专门规制反向洗钱的规定,以洗钱罪与其他相关罪名规制反向洗钱行为存在严重疏漏与不足。以刑法规制反向洗钱行为,一方面应当选择适当的规制程度,另一方面应当选择合适的规制模式。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当设置反向洗钱罪,以专门规制反向洗钱行为。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依据及价值取向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措施,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与法律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情节与人身危险性是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理论依据,社会危害性是前提依据,犯罪情节是客观依据,人身危险性是主观依据,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法律依据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国际法是世界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具有借鉴意义;国内法是实施风险评估的直接依据。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既体现了刑法目的与刑罚目的的一致性,也反映了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