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构建

现代国家以个人权利、授权、社会契约等观念论证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无疑,它的整个论证逻辑深受自然法理论的影响,即自然法理论奠定了现代国家合法性论证的基础。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理论同样也是基于自然法理论的。同时,博比奥的分析也说明了霍布斯是现代自然法理论的奠基人。因此,自然法理论将霍布斯的“利维坦”与现代国家合法性构建联系在了一起,即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理论观念和论证逻辑奠定了现代国家合法性构建的基础或原型。     

霍布斯利维坦之约的悖论

建构利维坦之约的霍布斯理论反而成了利维坦的终结者,这一悖论早已隐含在霍布斯本人的洞见中,但他试图通过为主权者提出对策来解决难题。作为＂20世纪的霍布斯＂,施密特则本着霍布斯的思路发现利维坦之约解体是不可能有对策解决的宿命,这个悖论就彻底暴露出来。而利维坦之约定的悖论引人思考三个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约定的封闭与开放问题、原子论个人主义的困境以及人的本性。     

近代刑事法学思想的先声——霍布斯刑事法学思想述评

一般认为,是贝卡利亚首先将启蒙思想引入刑法领域,贝氏也因此被称之为"刑法学之父"。其实,早在贝氏之前(早于贝氏113年),霍布斯就完整地提出了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并论述了犯罪的概念与原因、刑罚权的来源、罪恶与罪行、不得自证其罪、反对刑讯逼供等刑法学思想。这在中世纪欧洲的刑事法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霍布斯不是一位职业刑事法学者,这可能也是他的刑法学思想至今未被人们充分理解的重要缘故。但他关于刑法的一些基本理论与见解,给后人以重大影响,如果说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是近、现代意义上刑法思想的启蒙,那么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其启蒙之启蒙。     

论政治与宗教的两难抉择——《利维坦》的思想脉络与乌托邦困境

《利维坦》的出发点是人性,归宿是国家。人性自私自利,加之人的愚昧无知、恐惧、激情和权力欲作怪,使得宗教有了存在并神圣化的理由。霍布斯试图从自然状态下的人出发,完成宗教的去政治化和宗教的去神圣化论述,凸显世俗政权（国家）至上,重建世俗世界的政治秩序。但在不知不觉中,霍布斯陷入另一个乌托邦困境：权威政治毕竟是俗世的、刚性的,无法完成思想统治,仅有政治权力统治无法化解政治世界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个人的冲突,利维坦难以长存。     

卢梭问题

历来对卢梭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宗教思想的研究认为，卢梭思想中有内在的矛盾和不一致，恩斯特·卡西勒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卢梭以自然人为基础构建的社会契约论既非霍布斯的“利维坦”也不同于百科全书派，并由此阐述了卢梭思想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该书封底勒口文字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读《利维坦》

在霍布斯的国家学说中,国家产生于人们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对秩序和安全的追求,按约建立的主权者拥有绝对权力并具有垄断使用暴力的合法性。霍布斯认可臣民基于自我保存的反抗,也不否认国家始终拥有绝对主权。《利维坦》对国家产生、国家权力的绝对性以及臣民反抗权的精彩论述为我们理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利维坦”与“圣人”政治——比较霍布斯与荀子针对人性恶的两种方案

霍布斯的"利维坦"与荀子的"圣人"政治都是基于他们共同的认识——性恶论而提出的,但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从前提上看,"利维坦"针对的是人的恶本性是不可改变的状况,而"圣人"政治的前提是人的恶本性可以后天改变;从内容上看,"利维坦"强调的是权责相应的政治标准,"圣人"政治强调的是教人向善的道德标准;从目的上看,"利维坦"的目的是和平、安全和共同防卫;"圣人"政治则是为了"合于道,归于治";从本质上看,"利维坦"的核心是"理法","圣人"政治则强调"礼教"。"理法"要求平等,而"礼教"讲究定分。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及其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依据其前提假设，经过逻辑推理，得出其国际关系思想的中心结论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并导致了普遍与绝对的国际冲突。霍布斯的思想对后来的现实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表现在约翰·赫兹的“安全困境”概念和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上。霍布斯的思想体现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信条：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本位和物质权力观。     

起点的重构:霍布斯与卢梭自然状态的比较分析

对霍布斯与卢梭的自然状态理论之间的批判和继承关系的把握,须放在当时的时代科学风尚下进行。作为现代政治学的开创者,霍布斯按照欧几里得的几何样式来建构他的理论大厦,其政治哲学理论的地基是现代人的平等。但霍布斯对平等的论证并非完美,卢梭在批判了霍布斯的理论之后,结合他当时的时代风尚——对未开化民族的兴趣——开启了他关于自然状态的论述,并奠定了现代平等理论的基础。     

以党建国: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

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关键,在于厘清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从历史的角度看,政党国家的兴起,是由于帝制中国内部很难生长出民族国家,需要先知先觉的建国者促成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从理论的角度讲,后发外生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借助于一种后发先至的国家建构方式,才足以解除国家建构的窘迫状态。在足以实现后发先至的国家建构方式上,只有政党国家具有优长之处。政党国家借助于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将分散的国家建构力量迅速聚集起来,以政党强大的政治意志形成国家的建构意志。在国家建设过程中,这样的国家形态也有促成国家发展奇迹的效用。但政党国家借助政治意志而非法律程序治理国家的定势,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有序。因此,它总是处在迅猛崛起和疾速衰颓的非正常状态,因此需要因势利导,进行政治改革。     

霍布斯关于人性的政治哲学基础

一、霍布斯政治哲学基础的困惑。政治哲学这个知识领域,一方面包括道德哲学,另一方面包括狭义的政治学。霍布斯曾经三次对政治哲学作出系统详尽的探讨。在这三部表述中,他的政治哲学在方法和材料方面,都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方法是伽利略的“分解综合”。材料则借自对激情及此前的感性知觉的机械论解说。所以不难理解,在以往的哲学研究中,众多学者或者基于方法,或者基于材料,或者基于两者,几乎都把他的政治哲学诠释为依赖于自然科学。这个理解,表面上好像只是在承认明显的事实,然而仔细想来,这一证明似乎又是不无问题的。把政治哲学当作自…     

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探析

张学良出生的年代,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军阀处于混战状态,人民苦不堪言。作为奉系军阀的将领,张学良参加了各个军阀之间的各种战争。同时,在与外国列强的接触中,张学良也深深地认识到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家的分裂,他的国家统一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张学良的国家统一思想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内涵。其中,"息内争,御外侮"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内争"是引起"外侮"的主要原因,只有平息"内争",才能抵御"外侮",只有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合作,才能形成抵御外敌的统一战线。[1]。他的一生以追求国家统一为目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霍布斯和洛克自然状态思想比较研究

自然状态是一种前公民状态,是社会契约论说明政府权力合法性来源的逻辑起点。尽管霍布斯和洛克同为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但他们的观点却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从不同的人性出发,所描写的自然状态及自然状态中要遵循的自然法、享有的自然权利及走出自然状态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     

非典型税收国家:当代中国的表现与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利润在国家收入结构中的比例逐步下降,税收性收入比重越来越大,财政结构逐步由传统"自产国家"转向现代"税收国家"形态。然而,由于对自产国家体制的路径依赖,财政收入对于国有经济过度依赖的状况没有实质改变,税收国家成长呈现出非典型的特征,处于不稳定的变异状态,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产生复杂影响。为克服传统自产国家的历史制约与现代税收国家的现实危机,当代中国的财政国家构建应当确立"预算国家"目标,大力推进财政民主化改革。     

个人的位置——霍布斯与洛克自然权利观的比较

“自然权利”是霍布斯和洛克 (也是整个古典自然法学派 )对自然法理论的一大创建 ,二者在构建他们的自然权利理论过程中 ,均以个人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在对人性的初始分析中 ,二者就有了不同的趋向 ,霍布斯的逻辑一贯的论证将个人由自然状态送入“利维坦”中 ,而洛克的折中与调和却为了个人营造了一个“有限政府”。     

“自然状态”下赫费“思想实验”的另一种运用——以霍布斯的国家主权理论为研究对象

从＂自然状态＂思想实验的特征出发,对于人们放弃自由以缔结一个能充当公共权威地位的政治国家,霍布斯是能证成的,但是在论证其国家主权理论时,按照霍布斯对自我保存的理论预设,毫无保留地将生命自由等基本权利都置于国家权力之下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从绝对自由的个人权利过渡到绝对专制的国家权力均将彻底消融自我保存的目的,因此,自然状态的思想实验并非仅仅证成了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同时还为人们的各项权利寻求到了形而上的依据,最终还论证了人民主权的必然性。     

《国家安全法》中的“国家安全”概念

现代"国家安全"概念由美国李普曼于1943年提出,后来不断被修正。我国《无线电器材管理条例》(1955)最早出现国家安全概念,1982年《宪法》对国家安全有明确规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思想,丰富了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细化了国家安全领域。2015年新《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法指导思想,兼采"状态说"和"能力说"。在法律层面认知国家安全概念,需要整体理解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国际安全等任务,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厘清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保障体系以及公民、组织的义务权利。     

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标准

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没有确立相应的理论标准,规范中也未明确规定,实践中也缺少相对统一的做法,这就导致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事实上处于一种制度边缘化的存在,不能发挥核心作用。理论上,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标准包括明确价值和受众的导向,需具有"行政性"特征,具有可诉性,并且要考虑地域和层级间对"公益"判断的差异。理论标准导入规范的过程中,要注意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分性。国家利益以国家意志和发展需要为导向,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重大政策性文件加以确定;而社会公共利益则应处于开放状态,除部分列举外,考虑到地方公益的差异,宜将判断的权限下放至行政公益诉讼各参与主体,最终由法院在各方意见基础上加以判断裁决。     

“自然状态”学说的混合性及其对国际政治思想的影响

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虽然差异明显，但同时又具有内在的混合性特征，这不仅从宏观意义上塑造了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种国际政治思想流派的基本风格，而且也对其具体理论形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均势理论、国际社会和国际机制理论以及全球治理理论中。因此，从比较“自然状态”学说这一思想史角度考察这些理论的异同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     

国家利益视域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国家发展和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历来受到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国际政治关系中,国家的文化利益不仅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态和运动样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安全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挑战和威胁。为此,必须以国家利益的视角来审视文化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