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的内在联系

世纪之交,我们党的两任总书记,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重申坚持"两个务必"的重要理论.两大理论强调的都是党的性质问题."三个代表"是从党的先进性主要是从党的政治方向来体现党的性质;而"两个务必"则是从党的纯洁性方面来体现党的政治本色和共产党人的风采.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看,"三个代表"赋予"两个务必"新的时代内涵,"两个务必"为"三个代表"提供重要实践保证.     

“河南公安精神”的理论源泉

"河南公安精神"在2004年以来河南公安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但它在理论上绝对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宏观上看,"河南公安精神"带有人类历史上所有精神成果的特点;从中观上看,中华民族精神为"河南公安精神"提供丰富的营养;从微观上看,新时期人民警察精神和河南人的"三平精神"是"河南公安精神"直接的理论来源。     

霍布斯利维坦之约的悖论

建构利维坦之约的霍布斯理论反而成了利维坦的终结者,这一悖论早已隐含在霍布斯本人的洞见中,但他试图通过为主权者提出对策来解决难题。作为＂20世纪的霍布斯＂,施密特则本着霍布斯的思路发现利维坦之约解体是不可能有对策解决的宿命,这个悖论就彻底暴露出来。而利维坦之约定的悖论引人思考三个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约定的封闭与开放问题、原子论个人主义的困境以及人的本性。     

美国“茶党”的未来之路

近年来,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茶党"发展迅猛、影响力大增,成为美国政坛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但是,对于"茶党"的未来之路如何走,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从美国茶党的发展轨迹入手,分析其特点以及美国政治发展特性、政党特点、政经现状,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内在特性和外部环境的多方面制约,"茶党"本质上只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循环往复的、民粹主义的政治概念运动,而不会发展演进为一个政党。     

荀子“性恶论”探讨——兼与孟子“性善论”比较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但人有理解和实践礼义法度的资质和才具,可以在后天通过自己努力磨砺,并在贤师和良友帮助下,化性起伪,而趋于善,并最终成为圣人。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表面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完整考察他们关于人性的思想,则是可相通的,而荀子实际上也有被误解之处。     

儒家视域下的“修道”与“成人”及其社会政治效应

儒家的道包含着天道与人道两向度。天道至诚不息,生生不已,其特点在于化生万物的"仁";人道则是把人之本性持守地践行在现世中,也即以三纲五常的天地正理来合理调节人情,使其发而中节,发显出至善本性,开拓出内圣外王。人道推广而上达至天道,而修道的过程恰恰是"成人"的过程,也即成就内在道德本性的过程。"成人"对于君主而言是"成圣",对于百姓而言则是"君子",因此显示出两个不同维度,但是总体来说都是对个体的修炼。这种修炼的理想是社会大同的实现。这种思路注重社会整体的自我内在超越和提升,因此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浅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蕴含的哲学原理

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蕴含的哲学原理极其丰富。从整体上看,联系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贯穿了整个战略布局,其中联系的观点既体现在"四个全面"各项内容相辅相成,又体现在该理论与国家前几任领导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从矛盾的观点来看,党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不同,所采取的战略举措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就局部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则是遵循了唯物史观中的两大基本规律,全面依法治国践行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全面从严治党体现的则是解决问题要善于抓重点、抓关键。     

契约正义下的利维坦及其逻辑困境

霍布斯将正义的评判标准转化为具体的形式规则,他认为由授权而产生的契约具有绝对的正义性,政治权力由此获得正当性资源。契约正义的理论溯源包括:激情与理性观、契约观和法律观。但契约正义下的利维坦在主权者的权力、形象及主权者与契约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逻辑上的困境。此外,契约正义下的利维坦形成的政治秩序侧重于主权者的权威塑造,遵循着"秩序建构"的逻辑,其反向逻辑则是"秩序生成",它强调的是个人理性和个人自由,后者才是保证政治秩序持久稳定的最佳逻辑。     

高校学生“裸贷”乱象的法律解析

校园"裸贷"现象既冲击了社会道德底线,也频触法律红线,社会影响恶劣;其背后投射的则是高校学生网络安全意识与法治意识的匮乏。从民法、刑法、行政法角度对"裸贷"行为逐一剖析可见:从民事法律关系看,"裸贷"属无效民间借贷、放贷人应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网贷平台与借贷双方基于居间法律关系难辞其咎;从刑事法律关系看,放贷人涉嫌多种犯罪;从行政法律关系看,政府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行为负有行政管理职责,公安机关依法应当加大打击力度。因此,校园"裸贷"行为的非法性和危害性没有争议。政府部门有义务加强对网贷平台的监管和打击,社会大众、高校和家庭等外部力量需要协同,以有效防治校园"裸贷"乱象。     

重思马克思的“公民”和“公民权”概念

马克思的公民理论有独特的逻辑进路,对于思考今天公民问题的实质以及公民权的未来发展有重要启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造成了现代人的"人格分裂",人在政治国家中是社会存在物、公民、"公人"或"法人",但在市民社会中,人则是利己存在物,作为个体、作为私人而存在。仅仅在政治国家层面赋予个人以公民地位和公民权利是不够的,现代人只有从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的统治中走出来,摆脱私人、利己之人的本性,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人在市民社会中具有公民的基础和素质,才能在政治国家中成为实实在在的公民;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成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主人,才能在政治国家中成为切切实实拥有公民权的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的出现,公民权的切实呈现,是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相一致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人“反对特权”的历史回顾与现实选择

"特权"现象的存在对社会公平正义原则构成了侵犯和破坏,其道德杀伤力极大,社会危害性极强,是一颗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毒瘤"。建党95年来,党在"反对特权"上,可以划分为执政前和执政后两个阶段。执政前"反对特权"是为了彰显政治本色、实现凝心聚力和夺取国家政权,为劳苦大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上求翻身解放,赢得人格尊严,享受天赋人权,构建各阶层权利平等的社会关系;执政后"反对特权"则是为了巩固政权,实现政治清明,增进人民福祉,推动文明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当下,"反对特权"现象,要打造防治"特权"的制度之笼,优化防治"特权"的文化生态,厉行防治"特权"的民主法治,深化防治"特权"的体制改革。     

没有答案的比较——对制度与人“孰恶”之比较的一点想法

在谈这个话题之前，我认为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这里的“恶”应该是被抹去了通常意义上的道德评价因素，更多地带有中性色彩。关于制度与人的关系，历来为智人们关注的宠儿，却总是见仁见智。较之于人，制度更具有客观性。虽然制度是南主观性的人所构建，但从其出生开始，制度就摆脱了创设者的束缚，具有独立的品性。一定要在制度与人之间做出一个“孰恶”的评价，肯定是有失偏颇的。人可能恶、制度可能更恶，制度可能恶、人可能更恶，     

协商民主：“共和”话语中的文化与实践

"共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文化,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实践,是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基本内容。在"共和"话语语境中探析协商民主问题将会是深入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进路。在百年共和历程中,协商民主被诠释为全国各党派共同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其政治制度形式的形成具有浓厚的国情历史因素,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共和取向的混合政体,但在不同的中西共和文化差异中有不同的语义理解。协商民主在政治实践中强调制向共和的转变,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价值,其灵魂取决于何以实现混合政体。协商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国情下最终体现为全社会共同富裕、实现阶级依赖的政治理性集中体现。     

用伦理道德扬善抑恶

笔者坚信，“人之初，性本善”，人天生就具备孟子所称的“善端”。人的本性是人性，人性始终是向善的。人既具有善良的人性，但人作为一种“会说话的动物”，还存在一定的兽性（动物性）。人虽然偶尔为恶，但恶不是人的本性。人性之恶（如果还能称之为“人性”的话）是人兽性的表现。人性和兽性共同存在于人之中，且在不停地相互冲突、相互斗争。如果人性战胜兽性，人就会为善；一旦兽性击败人性，     

尼采“超人”社会与科耶夫式“普遍均质国家”的困境——基于施特劳斯理论视域的诠释与反思

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立场来看,尼采和科耶夫的政治理想图景都没有摆脱现代政治哲学的一般困境。尼采式"超人"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过于强调"超人"的自主性、而忽略了社会价值评判的终极标准;而科耶夫式的普遍均质国家的困境,则在于其对社会之普遍"和解"的达成过于乐观。但是,施特劳斯的古典式批判实际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对尼采的批判上,他忽略了其精英主义立场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而在对科耶夫的批判上,他忽略了历史唯心主义在科耶夫思想困境的生成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尼采“超人”社会与科耶夫式“普遍均质国家”的困境——基于施特劳斯理论视域的诠释与反思

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立场来看,尼采和科耶夫的政治理想图景都没有摆脱现代政治哲学的一般困境。尼采式"超人"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过于强调"超人"的自主性、而忽略了社会价值评判的终极标准;而科耶夫式的普遍均质国家的困境,则在于其对社会之普遍"和解"的达成过于乐观。但是,施特劳斯的古典式批判实际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对尼采的批判上,他忽略了其精英主义立场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而在对科耶夫的批判上,他忽略了历史唯心主义在科耶夫思想困境的生成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生态倾销”与反倾销

“生态倾销”(eco-dumping)是欧美国家80年代中期针对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同“社会倾销”一样,完全有别于一般产品倾销。其形式上的合法性、名义上的合理性、提法上的巧妙性以及手段上的隐蔽性,已成为发达国家打着生态旗号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标准,背后则隐藏了其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即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的本性。     

“80后”辅导员对“9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80后"辅导员和"90后"大学生已经成为主体。"80后"辅导员对"9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的提高,不仅要求"80后"辅导员增强责任心,努力提高自身工作水平,还需要国家和学校在体制上加强"80后"辅导员队伍的建设。     

“一带一路”即恢弘的文化产业

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文化符号,在文化经济意义上,"一带一路"是一项恢弘的文化产业。首先,"一带一路"弘扬丝绸之路的遗产,尊重保护丝绸之路上多样性遗存和文化,把丝绸之路精神升华为全球化时代的利益、责任、命运、文化"共同体"情怀;其次,"一带一路"建设与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相互促进,为各国人民带来财富和就业机会,为各国文化营造共生共荣的美丽生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文以载道,"一带一路"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的思维和视角,"共商、共建、共享",存异并弘,引领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新观念。     

地方治理中的“政治任务”话语:生成逻辑、实践检视与使用规制

"政治任务"这一话语,是由中国共产党明确、稳定而持续性使用的。定义"政治任务",可以从相对性概念和绝对性概念两方面展开。中央提出"政治任务"话语,是为了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从而增强集体行动能力,实现党在各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在地方治理中,"政治任务"也逐渐成为了官方日常工作的高频用语。尽管"政治任务"话语在地方治理中产生了号召力与动员力增大、赋予了非常规手段考核领导干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等正面价值,然而也存在着使用随意性较大,泛化使用过多;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容易忽视甚至牺牲其他任务;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容易以"政治任务"挂帅,扭曲政策本意;容易出现以"政治任务"为名掩盖一些不合理合法的工作和行为等消极影响。因而,地方治理中需要对"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