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监狱对罪犯人权保障的全面性和真实性

中国监狱对服刑罪犯人格的保障是全面的、真实的。主要表现：一是把罪犯当人看待是我国监狱对罪犯人格保障的出发点；二是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是对罪犯人格最富有实质性的保障；三是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广泛而个体的权利；四是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罪犯人权保障措施体系，展望其发展前景，我国对服刑罪犯权利的保障必然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我国罪犯艾森克量表测试结果的元分析

为了客观、准确地反映罪犯的人格特点，搜集国内近30年有关罪犯的EPQ测试报告，采用元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结果发现罪犯在EPQ上的4个因子的平均效应值均属于中效应，4个因子的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我国罪犯在精神质、内外向与神经质3个因子上的得分比常模更高，而在掩饰性上的得分则要更低。建议在罪犯的劳教及改造期间应注重其人格的重新塑造。     

不同类型青少年罪犯人格特征分析

为了了解不同类型青少年罪犯的人格特征,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采用Zuckerman-Kuhlman人格问卷对湖南省330名青少年罪犯开展调查.发现(1)二次及更多次数入监的青少年罪犯在攻击-敌意因子上得分低于第一次进入的(P＜0.05)；自我评价易冲动的在冲动性感觉寻求、神经质-焦虑、攻击-敌意、活动性四个因子上的得分都偏高；高中文化程度的在神经质-焦虑因子的得分上显著低于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2)青少年罪犯在攻击-敌意因子得分方面与判处的刑期呈负相关(P＜0.05).由此我们得出:(1)青少年罪犯的服刑时间与攻击-敌意人格特征有关；(2)不同类型的青少年罪犯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特质.     

论罪犯改造中的情感及教育

罪犯在改造中的一般情感特点有:不良的心境;消极的激情;缺乏社会性情感。罪犯情绪发生的心理机制有以境生情和以情生情两种模式。实施情感教育是对罪犯进行人格改造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必须注意情感教育的艺术化。     

色彩心理学在罪犯教育改造中的运用

近年来,随着色彩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色彩心理学作为一个新的发展学科,在预防和抑制犯罪及改造罪犯的运用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犯罪心理与色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揭示色彩心理学与人格形成的深刻内涵,探索色彩心理学在罪犯教育改造中的特殊作用,对实现罪犯人格复苏、回归社会的目的有着积极意义。     

自由实践的限度:罪犯改造中的主体性建构

监狱是研究权力与互动的理想场所,但目前中国的监狱研究多限于司法话语体系内,侧重对罪犯刑罚隔离与惩处,并未深入探讨监狱内的权力运作机制。通过借用福柯的“主体性”概念,并结合田野调查所收集的云南省W监狱内25名男性罪犯的访谈材料,再现并解析监狱改造工作如何建构罪犯自我认知模式以及罪犯的应对策略。研究发现,监狱改造通过外部凝视、身体管控与社会关系对罪犯进行矫治,而罪犯在此过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发展出了接纳、附和、重构和抵抗四种不同策略来回应监狱的权力。罪犯的境况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代治理体系下公民自由的限度。     

试论确定我国罪犯权利的原则

罪犯权利作为人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一直受到各国的重视。我国自建国五十年来，在对罪犯权利的保护上也取得了许多成绩，为世人瞩目。可以说，建国后我国的罪犯改造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与我国一贯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尊重罪犯人格，给予他们必要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保障分不开。1992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指出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注意贯彻人道主义原则、严格保护罪犯应有的权利等是中国改造罪犯的基本原则。以此为标志，我国对罪犯权利的保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几年，我国相继通过了对一…     

男性青少年罪犯的人格特征研究

本研究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对103名男性青少年罪犯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在精神质和外倾性两个维度上,青少年罪犯的得分显著高于一般群体;(2)家庭结构、经济条件、所判刑期、已服刑期对青少年人格特征没有显著影响.结论:男性青少年罪犯存在偏离常态的人格特征,这些人格特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男性在押犯EPQ测验结果的初步分析

心理测验在犯罪改造中所具有的诊断、治疗、预测及咨询和指导的功用已经被人们逐渐接受和认识。对罪犯的智力测验、人格测验的结果也时有报告。这些测验结果都显示罪犯的个性心理特征有其特殊性。     

从罪犯无意识行为辨识人格伪装

罪犯人格是罪犯在监管改造期间所具有的各项比较持久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品格的总和。它的构成很复杂,包括罪犯的知能系统、气质系统、目标系统、价值系统、品德系统。它是罪犯内在的真实自我,尽管可以通过他们的仪表、语言、行动去观察和体识,但这些外在的呈现,只是人格真实或虚假的体现,而不能替代人格本身。     

构建现代罪犯劳动制度的几个问题

构建现代意义上的罪犯劳动制度,首先要正确认识现代意义上的罪犯劳动,确立现代行刑观念和行刑社会化的思想,保护罪犯合法权益。现代罪犯劳动组织应坚持强制与自愿结合原则、人格训练社会化原则、技能培训社会化原则、组织管理社会化原则、监狱社会互动原则;对罪犯劳动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应以罪犯为中心,有利于对罪犯的矫正,有利于罪犯顺利回归并适应社会生活。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做法,在现有监狱法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相关实施细则,从根本上解决罪犯劳动报酬的问题。     

罪犯的拘禁性变态心理及其处置

罪犯的拘禁性变态心理分为拘禁性情绪障碍、拘禁性癔症、监狱中的性变态、监狱精神病、监狱人格等。在新型的生物—心理—法律与社会的教育改造模式下,通过科学的精神治疗处置,可消除或减少这些变态心理与行为反应。     

未成年罪犯家庭环境与犯罪的相关性调查

未成年人的家庭环境对其健康成长和健全人格的形成非常关键,多数未成年罪犯家庭环境较差,部分未成年人入狱后不能得到家人的关爱,长期无人接见。这是我们关注未成年罪犯的家庭环境的原因之一。通过调查发现未成年女性和男性罪犯家庭环境及其对犯罪的影响具有一致性。比较突出的方面有: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关系不和谐、不重视文化知识教育、教育方式不科学、父母不良行为等。在对未成年罪犯的改造中,我们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让他们摆脱童年的伤害,重塑健康人格。     

我国监狱罪犯矫治模式及效能问题实证研究——以163例12348中国法网监狱矫治个案为例分析

本文通过对163例12348中国法网中的各监狱罪犯教育矫治典型个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罪犯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学特征,分析我国监狱教育矫治罪犯的模式特征及矫治效能问题。结果显示:监狱矫治罪犯在年龄、是否顽危犯、法制教育、管控措施、心理措施等维度上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我国的监禁矫治措施对某些罪犯具有较好效能。这表明我国监狱矫治罪犯工作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罪犯教育矫治模式且已在各监狱扩展开来,心理矫治措施已在较多监狱推广使用并取得了较好效能。     

法治视野下的监狱行刑制度变更

科学认识罪犯,理性界定现阶段罪犯改造质量和改造质量评价标准,树立全新的改造目标,把塑造良好的社会人格、实现罪犯的顺利回归、推进社会和谐作为当代监狱社会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改革现行监狱行刑方式,构建以促进罪犯回归社会为核心价值的罪犯教育改造体系,是现阶段监狱管理的必然选择与必由之路。     

暴力罪犯人格特征的初步研究

对160名暴力性罪犯进行MMPI问卷测试,并调查他们的基本情况,研究暴力性罪犯的人格特征。结果表明:一、男性暴力罪犯主要犯罪类型是抢劫罪,女性暴力罪犯主要犯罪类型是杀人罪;二、男性暴力罪犯年龄集中在30岁以下,女性暴力罪犯年龄集中在30岁以上;三、男性暴力罪犯L、F、K、Hs、D、Hy、Pd、Pa、Pt、Sc、Ma、Si量表分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女暴力罪犯在F、K、Hs、Hy、Pd、Pa、Pt、Sc、Ma量表分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因此,男女暴力罪犯人格障碍均比普通人群严重,其中女性暴力罪犯在犯杀人罪方面显著高于男性暴力罪犯。     

酒精成瘾与犯罪

对酒精成瘾与犯罪的关系,学说上有3种不同的观点:①饮用酒类直接构成犯罪;②酒精中毒间接引起严重犯罪行为;③共同致病模式。在关系模型的基础上综述了酒精成瘾犯罪的特征以及罪犯的人格特征和行为特征,其生物基础、责任能力的评定以及对犯罪的预防。     

论罪犯改造活动中的罪犯本位

在罪犯改造活动中,应该确立以罪犯为本位的观念。罪犯本位的提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符合罪犯思想转化规律,是对新中国监狱改造罪犯精神的提炼和升华,符合并引领行刑发展的进步趋势。反思以往的罪犯改造活动模式,是以监狱工作干警为本位,为改进这一模式,就应从以监狱工作干警为本位转为以罪犯为本位。在罪犯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确立权利本位的取向;根据罪犯在改造活动中的特点确立他们的主体地位;多向激励,重新点燃他们心灵之光;监狱工作干警要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尽快适应角色的转换。     

从人格可塑性角度谈犯罪人格的形成与重塑

犯罪现象早已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至今仍然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严重的国际性社会问题之一。在每一个犯罪者身上都会表现出一定的人格特点,即犯罪人格。犯罪人格的形成基于一定的原因,从哲学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格的可塑性,正是由于人格可塑,而人格可塑依赖于一定的内外部条件,才会形成犯罪人格。对人格可塑性进行哲学思考,有利于把握犯罪人格形成的根本原因,从而达到控制犯罪人格形成、预防和减少犯罪的成效。对于已经形成的犯罪人格也能够起到反向引导作用,有利于改造罪犯,并在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中进行人格的完善与重塑。     

非人格化与罪犯改造

非人格化是罪犯对被害人人格的贬低,甚至彻底抹杀的过程。可分为在犯罪实施前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在犯罪实施进行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和在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三个阶段。从犯罪控制角度而言,国家与社会对罪犯也有一个非人格化过程。阻却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罪犯的非人格化,对于彻底矫治罪犯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