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社会的民间规则与纠纷解决——以彩礼纠纷为例

随着当下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文化变迁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面临着更新与再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正式规则与民间规则的互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彩礼纠纷体现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权力网络的利益化,规则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对于基层司法研究如何＂引俗入法＂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的关系因素（上）——文化视角的实证分析

调查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法律适用过程中客观存在着关系影响。关系对当代中国法律适用的影响方式主要为正式方式与非正式方式等。司法、审判中的这种关系影响是中国民间文化、草根文化的反映和体现。关系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包括程序方面作用与实体方面作用两方面。关系在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既有消极作用，也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关系在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有影响的原因既有法官方面的因素，也有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方面因素，还有社会方面的因素。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的关系因素受到社会文化支持。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法律适用中关系因素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少、降低。     

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的关系因素（下）——文化视角的实证分析

调查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法律适用过程中客现存在着关系影响。关系对当代中国法律适用的影响方式主要为正式方式与非正式方式等。司法、审判中的这种关系影响是中国民间文化、草根文化的反映和体现。关系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包括程序方面作用与实体方面作用两方面。关系在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既有消极作用，也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关系在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有影响的原因既有法官方面的因素，也有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方面因素，还有社会方面的因素。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的关系因素受到社会文化支持。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法律适用中关系因素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少、降低。     

司法改革:法治中国的助推器——中国当代司法改革的价值向度与历史进路

深化司法改革,从而最大限度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当代司法改革的历史进路经历了法统的恢复、司法技术的完善和司法体制的改革三个阶段。公正、效率和权威,是中国当代推动司法改革所必须秉持的价值向度。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专业司法与人民司法、本土司法与化外司法是推动中国当代司法改革必须要处理好的四对关系。     

迈向规则主义的司法——中国司法改革回顾与展望

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进行了三次司法改革,前两次改革以实现司法职业化为目标,后一次改革则倡导司法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形塑。从三次司法改革的历程看,我国的司法改革徘徊在司法职业化与能动司法之间,遭遇理论和实证的双重困境。司法改革需要跳出司法职业化和能动司法的老路,以规则遵循为切入点,走向规则主义的司法。规则主义司法的走向,是统一职业化司法与能动司法之价值追求、确保依法治国目标的落实、实现程序正义的必然选择。规则主义司法要求司法权行使范围受法律的严格规制,司法权行使过程依规则而推进,司法的社会效果寓于法律效果之中。     

中国司法裁判中法官的信息选择机制研究——从审判与舆论的关系切入

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以及司法审判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定位,使得舆论易于进入到司法审判之中,进而影响法官的信息选择以及裁判的形成。这种开放型的信息选择机制尽管有利于提高司法回应社会的能力,但却为"舆论审判"的形成埋下了风险,不利于司法法治的形成。因此,法官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的信息选择机制,以确保其能够处理好舆论与审判之间的关系,进而在形成社会可接受的司法裁判结果的同时推进司法法治化。     

民愤与死刑量刑的关系——死刑量刑中对“人民司法为人民”理念的贯彻

“两高”报告把“三个至上”作为新时期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两高”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决心。同时“人民司法为人民”的理念也有助于推动和谐司法的实践。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民愤与量刑特别是死刑量刑之间的关系，将直接提升司法实践的社会认同度。科学把握民愤与酌定量刑情节以及法定量刑情节的关系，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必须解决的问题。     

能动司法问题研究

我国的"能动司法"具有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的特点,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司法能动主义"涵义不同。在我国,"能动司法"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但司法不能"政治化"。"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司法运作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共存于司法活动当中。在能动司法的过程中,要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中国古代民事诉讼性质新论

中国古代民事诉讼是否依法裁判，学界争论较大。根据数据统计难以得出依法裁判的结论。对此应该辩证认识。古代中国未能表面依法裁判既有当代人的理解问题，还受到立法因素、司法制度、结案方式、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并未影响依法裁判的大格局，在当代中国，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一致的同时，不能因法律变通影响规则的确定性，应理顺民俗习惯与司法的关系。     

古代中国“能动司法”的实践及特征

中国古代法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固然存在着巨大的自由裁量的主观性空间,但这种主观性并非完全基于古代法官任意,而是在封建统治者乃至整个社会对于司法实践结果的价值期待的范围之内,依靠长时期伦理教育及社会实践经验能动行使的结果。但古代中国在缺乏法律至上及逻辑规则制约下的能动司法,必然存在着专擅的司法、腐败的司法的巨大可能性。     

关系：被私化的权力

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关系之网,这是乡土社会的产物,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遗产。关系运作,实际上是关系规则与法律规则的对抗、民间法与官方法的对抗。在公共领域中存在的关系,其本质是"权力的私化",关系交往的过程就是权力私化的过程,也是权力交换的过程。从"权力私化"这个视角解析关系的结构和关系运作机制,有利于揭示出关系存在的社会和历史文化基础。     

论司法行政与社会管理创新——以司法行政权的剖析为切入点

司法行政权是一项行政管理权,包含着培育社会自治、促进公民民主与法治等内容。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是司法行政机关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价值追求,而且司法行政权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前,司法行政机关加强与创新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需求迅速增长与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为此,必须重点处理好几种关系：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关系;＂惩罚＂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公权执行与社会力量参与之间的关系;法制宣传与依法治理之间的关系。     

司法过程中的合宪性解释

当法律规范产生多个可能解释时,法官依职权应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并使该规范得以维持的解释.基于现代社会强调宪法基本价值而出现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司法化在法律解释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其实质乃是传统法律方法论的体系解释向公法领域的延伸.司法过程中正确适用合宪性解释方法,需要遵循合宪性推定等原则与规则.合宪性解释方法是目前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条有效路径.     

论司法潜规则与法律的互动关系

潜规则是一种非正式规则,但是它却在社会生活中广泛真实的存在着,有人认为潜规则与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背道而驰,泾渭分明,但笔者认为这二者之间并非纯粹的对立关系。不同类型的司法潜规则与法律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法律减少司法潜规则,在某些领域让法律与司法潜规则划地而治,或者直接将某些潜规则合法化的途径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     

适应与完善:WTO后的中国行政法治

加入WTO,中国的有关立法和行政管理将受到WTO法则的约束,国内的立法和执法必须与WTO法律规则保持一致,这要求中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必须与WTO法律规则相适应。对WTO法律规则的适应过程,不能认为仅仅是在经济层面上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从长远的观点看,它必将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更深刻地影响我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并对我国政府权力行使规则的转变、政府的角色转化和定位起到推动性的作用,对行政法制文明的进步发挥促进性的功效。     

网络媒体与司法裁判

网络是一种新媒体,网络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较传统媒体更为复杂。在网络社会中,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它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影响等对司法提出了新要求,但司法回应这种要求的能力却很不足。司法与网络媒体间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存在。要消解这一紧张关系,应构建司法与网络的适度隔离制度,以使司法保持其依法独立裁判的品格。     

论司法裁判中的自由裁量及其规制

司法裁判是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司法裁判应积极回应立法目的与社会利益,达到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衡平。司法裁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需要证成,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等法律方法是司法裁判的理性路径,其中司法裁判的有效性证成标准是核心。法官自由裁量权要给予一定规则,对于裁判的正当性而言,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则更显重要。裁判评价标准在形式证成和实质证成的基础上,还应与社会价值衡量相结合,保证结论的可接受性,以增强司法裁判的社会公信力。     

试析司法过程中的道德因素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在法治国家 ,法律居于道德之上 ,法律具有比道德更高的权威。但是 ,正如众人所知 ,道德形成于法律之前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漫长一段时期内 ,道德构建了并维持着社会生活的秩序 ,且有效性至今不衰。正是如此 ,法律与道德并非是截然分立的两种社会控制方式 ,两者相互渗透 ,存在一定的重合性。至于道德对法律领域的渗透 ,不仅体现在立法层面 ,在司法层面上亦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司法过程中道德影响的原因、表现及对它的控制 ,对道德因素在司法过程中的影响作粗略的探讨     

难以践行的誓言——关于法官法治信念的考察报告

当下的中国法治遇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司法理念含有太多政治因素,而司法过程中包含着太多的人情等因素,法律效果反而变得不重要了,以至于法律不能以自身独立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我们不反对法律工具主义,也不反对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正常关系,但法律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司法活动不能违背自身的规律和逻辑。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无疑对司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要想使其更好地发挥理念的指导作用,我们就必须认真探寻其实现的方法和途径。法律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法律化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法治不等于政治,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法治对政治有约束作用,法治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然而我们必须清楚,法治服务于政治不能抛开法律的规则和程序来片面地追求社会效果。如果离开法律方法———这一基本的司法规律办案,将会彻底断送司法公正。     

论司法能动

司法能动赋予法官在法律存在漏洞或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创制规则的权力。当代中国的法官应当发挥司法能动性,在裁决过程中充分考虑法律、道德、政策、经济等多种因素,使司法裁决等司法活动,更加符合理性,更加符合法律精神。司法能动的发挥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则和限制,而不是纯粹的极端司法能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