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的反思与再造

城市拆迁涉及公共利益和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房屋拆迁中行政强制处分的合理性、适当性与既有财产的安全性,应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达到应有的相称与均衡。当前房屋拆迁中普遍出现对公民个人利益的忽视和公民个人权利的践踏。为此,城市房屋拆迁需要再造,以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为指向,做到房屋拆迁程序的公开透明,拆迁补偿的公平公正。     

城市房屋拆迁中私人财产的保护

在目前的城市房屋拆迁实践中,广泛存在着无视公民基本财产权利、政府角色错位、商业利益盗用公共利益之名,补偿不公平、不合理等现象。针对这些问题,通过探求其原因,从明确政府在拆迁中的定位、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确立公平的拆迁补偿原则、信息公开等方面强化房屋拆迁中对私人财产的保护。     

房屋拆迁中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宪法保障

房屋拆迁,既关系城市规划的具体落实,又关系到国家,开发建设单位,被拆迁单位及亿万城镇居民的利益,是一个敏感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广为社会各界瞩目。新宪法出台后,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宪法的保障,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公民高举宪法文本捍卫家园的故事。从我国房屋拆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政府角色定位模糊,对公民私有财产权和人权的漠视;二是拆迁人滥用公共利益侵吞私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三是拆迁补偿不公平,民怨很大。     

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中“公共利益”的合理界定

房屋拆迁制度目前是我国经济生活中争议最大、引起纠纷最多的一项制度。在房屋拆迁制度中促成拆迁行为顺利进行的唯一的合理合法的理由就是“公共利益”。在房屋拆迁制度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极为必要。对“公共利益”进行合理界定,可通过立法做概括和列举式的规定。     

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征收单位和个人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前提条件，何为“公共利益”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界定，为避免“公共利益”的滥用，规范城市拆迁行为，建议颁布《国家征收法》对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范畴、认定等作出规定。     

商业拆迁与公益拆迁的比较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各城市都处于快速建设的浪潮中。人们在感受着城市建设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的同时,也在亲历着城市房屋拆迁带来的各种令人震惊的事件。面对拆迁户的无助与无奈,“公共利益”这一城市房屋拆迁中强制力的动力源泉已逐渐成为正确区分公益性城市房屋拆迁与商业性城市房屋拆迁的主要依据。本文将就公益性拆迁与商业性拆迁进行比较分析,探索公益性城市拆迁的发展轨迹及方向做出研究。     

商业拆迁与公益拆迁的比较分析——对公共利益内涵的再认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各城市都处于快速建设的浪潮中。人们在感受着城市建设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的同时,也在亲历着城市房屋拆迁带来的各种令人震惊的事件。面对拆迁户的无助与无奈,"公共利益"这一城市房屋拆迁中强制力的动力源泉已逐渐成为正确区分公益性城市房屋拆迁与商业性城市房屋拆迁的主要依据。本文将就公益性拆迁与商业性拆迁进行比较分析,探索公益性城市拆迁的发展轨迹及方向做出研究。     

从行政征用制度看城市房屋拆迁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种对城市房屋所有人的房屋及其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征用行为。借鉴国外的法律制度,我国行政征用制度应以列举或排除的方法,对公共利益作出科学的界定,实行公共利益原则与合理补偿原则有机结合;通过司法介入估价,实行政府回避制度,由司法机关直接受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房屋拆迁财产纠纷,使我国行政征用制度更加完善。     

论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特征

城市房屋拆迁涉及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利益,还涉及到城市规划和发展及公共利益,是近几年全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敏感而普遍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从学理上对房屋拆迁的特征进行了分析,这对解决房屋拆迁矛盾纠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房屋拆迁冲突呼唤房屋征收立法

近年来，房屋拆迁冲突日趋激烈。拆迁冲突的实质是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冲突，拆迁冲突的法律原因是法规之间的冲突。拆迁冲突呼唤房屋征收立法。必须坚持私权优位，清晰界定公共利益和严格规定征收程序才能有效预防拆迁冲突。     

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采纳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一定优势,司法实践中呈现不足需要完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客体要件应限制为已登记的不动产、＂真正权利人之可归责性＂非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构成要件、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二重买卖关系以及不动产善意取得与合同法第51条的协调。     

房产商违反购房意向书时的责任承担——以请求权基础以及赔偿金额认定为视角

在房产商违反购房意向书、拒不与购房者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案件中,请求权基础以及赔偿金额的认定是其中的两个审理难点。在确定请求权基础时,应当审查购房意向书是否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商品房预售合同,并支持购房者直接依据作为预约的购房意向书追究房产商的违约责任;在认定赔偿金额时,应当采取酌定的方式,以讼争房产的增值额作为酌定起点,并根据房产商的举证情况酌减。     

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从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颁行至今,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诸如辩护、强制措施、审判方式以及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得与失.而程序法实施的保障机制、辩护权的司法救济以及法庭审理流于形式的问题,也对刑事诉讼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目前刑事司法中自生自发的改革正在蓬勃展开,但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问题也不容忽视.要取得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需要着力构建权利救济制度,推进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并在刑事诉讼程序观念上有重大的转变.     

审判委员会改革与合议庭权限

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内部监督的性质和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但学界对审委会的性质有不同观点,对审委会讨论决定个案有肯定说、改革说和否定说之争.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有利有弊,但弊大于利,应当改革.审委会应当履行审判案件管理之责,不应当再讨论决定合议庭审判的案件,并将此权真正还权于合议庭.     

论司法的结果公正--从公安局长强奸案的两次不同判决谈起

司法公正的"二元结构"理论不能准确涵盖司法的结果公正,实体公正不能等同于结果公正,完整意义的司法公正应当是由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构成的"三元结构"模式.结果公正的科学内涵应该是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共同指向的正义目标.     

论小额速裁程序的优化与完善

201 3年新民诉法推出了小额速裁程序,然而可供司法实践适用的规定匮乏。小额速裁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当以司法效率为重,保证底线正义。在司法运行中,小额速裁程序存在着适用条件不完善、启动机制不明确、审理程序不简化及救济程序缺失等问题,应当从严限定小额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法院享有启动权,简化和优化审判程序,设置判决异议程序,疏导当事人救济诉求,尽快健全与完善小额速裁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问题

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应当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这是肯定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属性、体现被告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保障死刑判决正确适用、提高死刑判决可接受性的必然要求;以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为参照,我国死刑复核程序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处于极度匮乏状态因而亟需完善,一方面应确保被告人享有普通案件审判程序中的诉讼权利除非其自行放弃,另一方面应对被告人予以特殊的保护。具体而言应当赋予被告人关于死刑复核程序审理方式的选择权、强制辩护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权、无罪推定权、免受双重危险权、申请赦免、减刑权等诉讼权利,并建立死刑延期执行制度,为被告人穷尽救济手段提供必要时间保障     

中级人民法院刑事第一审管辖范围刍议——以“可能判处”之标准与管辖错误为视角

刑事司法实务中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标准存在诸多争议,导致司法机关错误适用级别管辖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理解存在两个核心问题,其一为判断主体之归属,其二为判断标准之确定。确定级别管辖的主体应当是各级人民法院,判断标准为确定案件所适用的刑罚幅度中法定最高刑的基础上,考察以往类似案件判罚。管辖错误属于审判程序违法,属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之一,是刑事再审理由,应当通过审批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不动产登记案件中民行交叉问题的处理

不动产登记同时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由其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呈现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交织的状态。基于物权法的“区分原则”,不动产登记行为并不会对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产生公定力,不动产物权变动根本上取决于民事主体间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对于不动产权属有争议的,应直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在极少数情况下,登记行为对民事权益的实现产生影响,应先通过行政诉讼解决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问题。同时在处理不动产登记行政案件时,应充分考虑其产生的民事法律效果。     

司法不作为现象及司法管理对策初探

司法不作为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或宪政原则,拒不、怠于或迟延履行法定司法职责的现象,是“司法渎职的灭迹者、公民权利的活埋者”,严重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妨害司法正义及社会和谐的实现。司法不作为可表现为种种形式。其主要成因是司法制度缺陷、地方保护主义、司法程序漏洞、司法官员素质低下等等。应通过完善司法制度、强化国家赔偿、提高司法官员素质、完善司法程序、加强司法的社会监督等司法管理手段,对司法不作为行为进行预防、救济和制裁,以提高我国司法运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