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赔偿与国家刑罚权关系的正确解读

文章通过＂赔钱赎刑＂现象,结合办案实践,多方面深入解读经济赔偿与国家刑罚权的关系。同时提出了建立财产保全、国家补偿制度、丰富非刑罚惩罚手段等建议,以期发挥经济赔偿在新刑罚改革中的作用,为刑事案件轻缓化处理提供更为合理的法律依据。     

环境犯罪刑事制裁的方式与选择——以刑罚轻缓化为分析视角

考察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可以发现适用最普遍的当属有期徒刑和罚金刑。判处环境犯罪被告人有期徒刑存在重刑化倾向,判处其罚金刑也因为刑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额、比例或倍数,加之在司法适用中判处数额较低,从而难以对环境犯罪被告人起到威慑效果。在对环境犯罪刑事处罚趋于轻缓化论证后,应当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刑罚轻缓化理念,完善现有的刑罚措施,包括限制自由刑的适应范围、明确罚金刑的具体适用方式等,并增设新的资格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从而科学地选择环境犯罪刑事制裁方式,理性建构环境犯罪刑罚新体系。     

从简帛史料看中国古代司法思想

＂公正＂与＂和谐＂是中国司法传统的核心价值,简帛中体现的司法理念充分表达了这两种核心价值。＂司法公正＂的理念要求司法官员戒贪防腐、消除私情私欲、秉公从事司法活动;＂司法和谐＂的理念要求通过一种人道、公正的刑罚手段及＂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来促进社会和谐,并通过一种顺应自然秩序的司法措施最终达到宇宙自然秩序的和谐。     

明代律赎辨析

明代的赎刑制度承前启后,为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要点之一。其中的律赎,以终明一代未尝更易的《大明律》为依据,是赎刑的基础。明代律赎规定不多,条文也较简单,涉及七大项内容。律赎适用对象被分成有身份主体、无身份主体两大类。准赎的刑罚级别越高,则是对赎刑适用对象越优待。明律对赎刑的适用也规定了一些消极要件,以达到冲突的调和与妥协。     

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

在近代刑法学术史上,西方国家曾经围绕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对立,就刑罚价值取向和量刑公正标准量刑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报应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罪行轻重相适应",目的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最后在两者之间形成折中主义刑罚论,认为"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事实情况都是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根据现行刑法第五条规定,我国量刑公正标准属于折中主义刑罚论,表现为"罪责刑相均衡",其精髓在于:刑罚的宽严程度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互适应",因此,正确处理法定刑、量刑情节与宣告刑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唯一途径。     

自由刑量刑监督制度之完善

法院在自由刑量刑上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职务犯罪处罚轻刑化、量刑偏轻、罚金刑代替自由刑、同类案件自由刑量刑差别较大等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可从完善自由刑立法、试行量刑建议、制定量刑指南、行使抗诉权等方面予以限制和监督,促使自由刑量刑的公正裁量,从而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和功能.     

试论我国引入社区服务刑的现实意义

社区服务刑在我国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方式,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可以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需要,也是适用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引入社区服务刑这一刑罚方式很具有现实意义。     

司法的和谐之境

和谐司法是司法权良性运行的理想状态和科学概括,强调一种平衡、折中、矛盾中的统一,价值追求与运行过程的统一,通过法律至上与人权至上、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司法独立与司法约束、司法精英化与司法社会化、司法刻板化与司法人性化的统一来达致和谐的司法境界。和谐司法理念具有普适性。     

社区服务刑刍议

在我国,社区服务刑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方式,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可以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需要,是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引入社区服务刑这一刑罚方式具有现实意义,但如何进行立法,有哪些现实困难以及如何解决,增设社区服务刑会有怎样的影响等,都有必要进行探讨。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拘役刑的完善

拘役刑作为短期自由刑的一种,是刑罚种类由轻到重过渡的桥梁,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拘役刑的适用率普遍较低并且增速缓慢,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拘役刑的主张.这种现状与当前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是极为不符的,也违背了当今世界刑罚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应当对我国的拘役刑进行完善,使其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的刑罚种类.     

理性接受“死刑不引渡”

"死刑不引渡"原则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和废除死刑的趋势而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中国传统上一直回避这一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障碍。我国应当理性地接受这一原则,并且对国内立法作出相应完善,以配合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司法协作。     

略论死刑复核中“发回”案件的重新审判

在重新审判＂发回＂死刑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容易存在有罪推定的倾向、依据补强证据再次适用死刑的倾向和漠视侦控行为合法性的倾向。为此重审法院应杜绝片面依据侦控机关提供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存疑补强证据,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的死刑案件,如果经过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也不宜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     

论我国刑罚结构的不断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综观我国刑罚结构的演变发展历程,可将其分为三种模式,即“倒三角”结构、“梭型”结构和“正三角”结构模式.伴随着我国刑事政策轻刑化的不断发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为标志,我国刑罚结构又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刻和系统的调整与完善,其更加趋向于“正三角”结构模式.鉴于我国社会进步的发展度、司法实践的需求度以及社会公众的承受度,以《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为视角,在对我国刑罚结构进行较为深刻剖析的基础上,又对刑罚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一些新构想.     

论司法和谐视角下的基层法院民事审判

基层法院民事审判工作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民事领域中司法和谐的构建和实现有赖于审判实践的发展,有赖于一系列制度、机制的确立。     

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认定

抢劫罪八种加重处罚情节中,“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点。从立法本意出发,分析“公共交通工具”的含义,可见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将小型出租汽车和单位内部班车排除在“公共交通工具”之外的合理性。同时未经合法程序审批而实际从事公共旅客运输的机动车,也应视为“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实际上包含两种情形,其认定应注意几个问题。     

貌离而神合: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近代"法治"在法学价值上的契合

“礼治”是自西汉武帝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和“礼法并用”。在一定程度上,“礼治”表现出尊重人的主体性及人的生命的人文主义特征和某种近代刑法原则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开明君主时期的“礼治”,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法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痛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因自身治国理政和刑制的独特优势在人类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刑罚人道主义与我国死刑废止

死刑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所共同关注的刑法问题之一,而其受到诘难的重要理由在于其反人道性。本文以“人道主义”为基线和评判标准,从刑罚人道主义、死刑的一般预防目的、刑罚的人道关怀三个方面对死刑进行逐一考察并得出基本结论:死刑是残酷的、不人道的以及蔑视人权的首要刑罚手段,是违背刑罚人道主义的;死刑的适用超过了罪与刑的相当性,一般预防不应成为我国刑罚的目的,更不应成为我国适用死刑的理由;减少乃至废止死刑的适用是刑罚人道关怀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死刑有逐出刑罚体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酌定减轻处罚刍议

"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并非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案件的特殊情况"也不限于"涉案的特殊因素",而应包括"案件的一般性情节"。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程序过于严格,带来诸多弊端,应取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要求,将其适用权交由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既可是刑期的减轻也可是刑种的减轻,但不能减至法定最低刑,更不能减至免除处罚;酌定减轻处罚并不以‘减一格’为限。     

从"枫桥经验"走向"枫桥理论"

面对新时期的新问题,“枫桥经验”有了新发展,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以此笔者提出了“枫桥经验”提升为“枫桥理论”的可能性。     

“电脑量刑”探析

目前,“电脑量刑”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更不能忽视其局限性,作为法官量刑的一种辅助手段,电脑生成的数据只能作为法官量刑的参考,使用中必须持慎重态度,电脑不能替代法官而成为量刑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