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基准的存在根据与形式——兼论法官量刑基准意识的养成

量刑基准存在于司法语境中,是法官观念中的内容,转化为现实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文字的方式将量刑基准规范化的做法没有现实可能性。可以培养法官对量刑基准的认同感,但不能企图将法官意识中的量刑基准统一化。     

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

与其他大陆法国家一样,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定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不对称、量刑程序中的缺乏诉讼权、量刑程序证据规则的缺失等,使法官不能充分考虑量刑的各种因素,不能体现量刑的个别化,无法实现对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建立定罪与量刑的分离程序,设计量刑控制为中心的证据规则,建立量刑听证制度,并设计相关的配套制度,将控辩审的对抗理念和模式引入量刑中,有效制约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     

为电脑量刑辩护

电脑量刑是一种新型的量刑辅助工具,其本质是辅助法官进行查询,并作出有效判断。由于其程序或系统设定得还不够完善,法律应赋予其相应的主体地位,使其充分发挥量刑规范化、公平公正的作用。     

法官量刑失当之检讨

量刑的本质为法官个人的主观判断,影响法官量刑的因素既有刑罚目的、责任理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有关方面的意见、社会舆论、未经确认和整理的判例等普通因素,又包括法官性格、世界观、成见、年龄、情绪、经历等特殊因素。如果法官违反理性评价的原则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就是量刑失当。对量刑失当,应从对法官进行专门的量刑训练、慎重选择刑事法庭法官、发布本地区范围内量刑统计报表、对被告人采用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等方面予以克服。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法官司法能动性辩正——基于上海法院量刑规范文本检视

法院量刑规范文本是由法院机关制定的＂内部规则＂;是对刑事裁量权力配置结构进行调整,而不是对其权力总量进行限缩。量刑活动中法院和法官的刑事裁量权有其重要价值,其核心在于法官的司法能动性。但法院的量刑规范化存在对法官司法能动性过度限制的问题。立足现行刑法立法,对目前的法院量刑规范文本加以改进,适当缩小量刑空间,适度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解决量刑失衡问题的可行出路。     

量刑规范化改革及路径选择

量刑的规范化是解决实践中量刑偏差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合理限制刑罚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必然要求。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电脑量刑"是一种量刑规范化改革措施,有其科学性。但在目前首要的是确定刑法分则规定的抽象个罪的量刑基准,尽可能地防止量刑畸重畸轻问题。我们应当选择一些常见多发的犯罪规范量刑。实证调查分析方法是寻求量刑基准的最基本方法。确定量刑基准要避免量刑标准绝对化;要建立适当的刑事判例制度为补充;要通过量刑监督限制法官的量刑裁量权。     

从电脑量刑之争看科技进步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山东法院试行的电脑量刑在2006年的中国引起很大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电脑量刑的采用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及是否会真正改变刑事司法审判中的量刑不均衡问题。科技进步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电脑量刑系统和电子表决器的应用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我们期待,科技创新将会给我国法律制度的设立、法律的适用和执行等带来更大更多的积极影响。在将来,不论是民法还是刑法,不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我们都会从中发现更多的科技成果在起作用,科技进步必将进一步加快我国法制建设的步伐。     

量刑公正的程序保障

量刑公正是衡量实体正义的标志。量刑公正的程序保障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关键环节,但现行立法却存在定罪和量刑程序不分、控辩双方不能充分参与、法官量刑裁量权不受约束等重大缺陷,难以保证量刑公正的实现。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适度分离、制定统一量刑指南、强化裁判文书公开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必要保证,也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     

量刑纠正机制研究

法官自由裁量权一直以来成为人们诟病量刑不公的把柄,而且传统的"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也的确给法官的审判活动定下基调,因而,量刑问题始终是中国司法改革比较棘手的问题.量刑纠正机制的建立前提是量刑从定罪中独立出来,它是通过各方参与并对量刑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事中救济的量刑一体化活动.当然,量刑纠正机制得以建立并顺畅运行尚离不开程序与制度之维.     

量刑建议与同案不同罚现象研究

在我国的诉讼体制中,量刑权属于法官审判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空间最大的"领域",司法实践中法官量刑权的行使又缺乏公开透明性,从而使量刑失衡现象成为我国司法中的"诟病",并且也是导致同案不同罚现象最普及最主要的原因。产生于西方的量刑建议制度就是为了抑制量刑失衡而导致的同案不同罚现象,其不仅具有相关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司法实践的"招唤"。在我国建立量刑建议制度从而达到抑制同案不同罚现象,必须制定全国统一的量刑建议标准以及设置量刑答辩程序。     

精神障碍与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

刑事责任能力应当是指行为当时的犯罪能力,即责任应答的能力,而并非刑罚适应能力.根据刑法立法史,我国刑法中的精神病概念应当作广义的理解,而在其判定中,应当明确法官判断的优越性,医学鉴定不能约束法官的判断.     

略论死刑复核中“发回”案件的重新审判

在重新审判＂发回＂死刑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容易存在有罪推定的倾向、依据补强证据再次适用死刑的倾向和漠视侦控行为合法性的倾向。为此重审法院应杜绝片面依据侦控机关提供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存疑补强证据,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的死刑案件,如果经过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也不宜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     

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问题研究简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入罪,增设危险驾驶罪,一般判处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拘役,并处罚金,但是,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判处的刑罚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量刑的统一标准,在刑罚的适用上排除了缓刑的适用,对罚金刑的适用也没有任何的限制,存在法官恣意行为之虞,也有悖于罪刑相适用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的行为人适用拘役刑应当有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对其适用罚金刑时应当根据不同的影响量刑的因素对罚金的数额加以限制,并且存在对行为人适用缓刑的可能性,而不能主观地认为缓刑轻于行政处罚.     

林诉亚利桑那州案对美国死刑案件量刑制度的深远影响

林诉亚利桑那州案是美国死刑量刑制度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判例,自该案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è院确立了量刑中加重情节必须由陪审团而不是法官加以认定.该案对法官独立量刑州以及混合程序州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立法机构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深远的影响将极大地改变美国死刑制度的未来发展.     

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是指法官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并且能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及其社会危害性的主客观事实。酌定量刑情节非法定性不仅违背了刑法基本原则,更导致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和酌定量刑情节对量刑的普遍性意义,有必要对刑法第62条和第63条进行相应修改。     

论司法惩戒与司法职业保障

法官的职业品格对于实现司法正义具有重要作用。司法惩戒不能仅以矫治不端行为为目的,还应当体现司法职业保障的要求,即司法惩戒应当对财产罚有所侧重而对身份罚有所限制,以保障法官的职业身份与能力不被侵扰。我国传统的司法惩戒并没有内含着司法职业保障的相关性规定,在惩戒权的设定、惩戒的方式和程序等方面均存在重惩罚而轻保障的问题,不利于养成独立、公正、能动的法官职业品格。     

台湾地区与大陆变更起诉法条制度比较介评

刑事诉讼中,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法院可能发现对被告人应适用的罪名和刑罚与检察院的起诉判断有所出入,此时法院可否变更起诉罪名及刑罚,适用另一罪名和相应刑罚?台湾刑诉法采行变更起诉法条制度,承认法院有权变更起诉所引之法条,但须于案件事实同一性之前提下始得为之,并应践行一整套法定的"变更起诉法条程序"。大陆地区刑诉法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仅肯定法官变更起诉罪名权,但并无任何启动条件与实施程序之限制,相关理论研究亦存在不足,应借鉴台湾立法及理论之研究予以完善。     

论死刑案件①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造完善——在死刑控制背景下

在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及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背景下，人民法院依法对死刑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问题开展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现行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调解仅在审判阶段实施、法官占绝对主导地位以及调解协议约束力弱等问题。为此，应对死刑案件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作相应改造，将法院的调解工作延伸到侦查、起诉阶段，建立调解申请机制，建立委托调解或协助调解制度，明确调解协议在法律上的性质及效力范围。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严打”的理性思考

"严打"是现阶段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也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热点。对其肯定与否定的观点都不难找到一些理论依据。事实上,"严打"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满足了公众报应心理,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万能的重刑主义思想:"严打"虽然是我国现阶段控制犯罪的必要选择,但又具有明显的行政强制和人治色彩。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应理性评估"严打"的得失,将"严打"与国家其他刑事政策、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等加以协调,其中,"重重轻轻"或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应是我国现阶段刑事政策的基点。     

理性接受“死刑不引渡”

"死刑不引渡"原则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和废除死刑的趋势而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中国传统上一直回避这一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障碍。我国应当理性地接受这一原则,并且对国内立法作出相应完善,以配合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司法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