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主义:政治科学中制度研究的诸传统

本文原题为"Old Institutionalism",选自R.A.W.罗德斯(R.A.W.Rhodes)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第六章。罗德斯教授曾任英国政治研究协会主席,其后担任该协会终身副主席。从新旧分野的角度来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主导范式,不仅推动政治制度研究内容的更新,也极大扩展了政治制度研究领域的范围。然而,在承认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具有系统化理论形式并注重研究方法的同时,对于新制度主义将传统制度研究简单概括为旧制度主义,以及将后者研究特点归纳为法律主义、结构主义、整体主义的做法,却鲜有政治学者提出批评。本文不仅质疑了政治科学中制度研究的喜新厌旧现象,还创造性地论述了寓新于旧的合理性。具体而言,罗德斯教授挖掘、梳理了政治制度研究中现代主义/经验主义、正式/法律、观念论与社会主义等四个传统,并将其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建构论制度主义、网络制度主义四个流派分别予以联系,既丰富了对旧制度主义研究传统的深刻认识,也有助于理解以新制度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英美政治科学研究的局限所在。     

观念、行为与制度——政治科学的现代性根基

本文原题为"Encounters with Modernity",选自罗德斯(R.A.W.Rhodes)等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塞缪尔·毕尔(Samuel H.Beer)1911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32年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后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中世纪史硕士学位,1938年至1943年于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并任政治学系主任,1976年至1977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2009年逝世于华盛顿特区。毕尔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政治学、美国联邦主义与英国政治研究,在英美政治比较领域取得开创性成就。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曾在《美国政治》自序中谈到该书灵感缘起于博士答辩时,毕尔向其提出的有关政治思想同政治制度关系的问题。霍尔(Peter A.Hall)数次回忆毕尔在指导其博士论文中闪现的学术思想,指出毕尔重视制度的文化向度有助于联结政治科学的新旧制度主义,并对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产生深远影响。2005年,毕尔教授应邀写作本文时已逾94岁高龄,他在文中回顾自己步入政治科学与比较政治学的历程,将自由心智界定为现代性的伦理基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统摄力量,从而论证自由主义理念与民主政治实践的相互塑造。透过毕尔对其学术人生的自述,以及文中展示的二十世纪英美政治演进轨迹,可以看到黑格尔、格林、罗伊斯的观念主义传统,怀特海、杜威的过程哲学及逻辑主义传统,韦伯、帕森斯、阿尔蒙德的文化主义传统,白芝浩、威尔逊的制度主义传统,以及英美新工党和新民主党第三条道路政策主张,是怎样融入毕尔的思想和经历当中的,他针对思想创化、个人自由、政党发展、社会联结、国家整合提出的一系列深刻洞见也因此更富亲切感。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在张力与理论取向

新制度主义在政治科学中的兴起,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研究的理论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新制度主义各个流派在分析层次和研究途径方面的多样化,也为获得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设下障碍。通过揭示新制度主义在分析层次和研究途径上的内在分歧,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建构的基本取向需要关注四个重要方面,即科学化与人文化、概念分析与理论建构、能动与结构、传统研究与前沿理论之间的关联。     

新制度主义视阈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探析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言,制度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是制度的发展和创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其三个主要流派为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和看法,分别提出了制度创新的三大逻辑,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工具性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的适宜性逻辑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关联性逻辑。三大制度创新逻辑的提出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既要推进政治理念的更新,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导;也要理顺政治权力结构关系,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更要规范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参与,为政治制度创新奠定坚实的动力基础。     

国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述评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不仅推动了政治科学研究内容的更新,还进一步拓展了政治科学的研究领域,为制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本文主要从制度研究的适用领域与政治学本位视角、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在争论的焦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权力基础、新制度主义视阈下政治制度研究的整合与超越四个方面,对国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现状与理论发展进行综合性的评述。     

制度建构：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因素——基于西方大国崛起和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变迁的分析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兴起,主张把制度作为政治学分析的核心。本文主要从西方国家的崛起和我国历代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变迁来探讨政治制度对现在国家建构的影响。并从中得到对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启示。     

欧洲联盟权力演变的新制度主义解释

欧洲联盟可以说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制度典范”,众多超国家和政府间制度构筑了欧洲联盟内的制度框架.新制度主义以其强大的学科背景和众多流派在解释欧盟内超国家机构的权力扩展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然而,新制度主义分析制度在欧盟中的作用时,存在其自身的局限,需要综合内部不同的流派来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建构.     

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历史分析

作为西方最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尤其是宏大的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问题研究的主要流派.该理论属于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之一,主要特点是运用中观理论方法将研究视角对准了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以及环境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时间的要素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从这一要素出发,形成了特殊的历史制度分析,这些方法包括时间序列和过程追踪分析、关键节点、偶然性和事件的时间分析以及世界时间的研究.这种方法解构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动态路线和景观.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成果.     

社团治理机制的范式创新与比较——基于新制度主义进路的视角

新制度主义作为研究方法,以解构宏观社会和解剖微观事例为基础解读制度演变的答案;从竞争性和合作性的人类特质角度,来建构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应借鉴历史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能动性特征,加强社团治理的自生机制建设;借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结构性特征,加强社团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借鉴规范制度主义能动与结构的联动性特征,加强社团治理的公共机制建设;同时,也应突破新制度主义"联动与结构关联性"的认识,构造"能动—结构—互动"的社团治理机制新机律。     

欧盟制度运作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

当今的欧盟具有多层面、多中心的制度体系,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富于启示的制度建设样板。在欧洲制度研究中,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一个研究路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界定为一种正式的规则,以偏向于经济理性主义的方法分析欧盟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其独特的理论内涵和解释优势进一步丰富了欧洲一体化理论,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作为治理哲学的话语制度主义

话语制度主义,顺应西方政治科学的"观念转向",把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探讨的能动力(行动)和结构(规则)问题进行"话语转换",重新界定"观念"、"话语"、"制度"、"能动力"等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力图把它确立为第四种新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的论题和框架被一些论者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加以解读,并分别从话语理论、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来进行分析和澄清.虽然话语制度主义没有被贴上"治理哲学"的标签,它的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和理论逻辑,实质上演绎了一种治理哲学.     

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与应用

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流派的一个分支,一方面它承继了旧制度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了批判和借鉴,同时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资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和应用前景。本文首先介绍了它产生的知识背景,通过比较方法阐明了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并就其在国外的应用情况做了描述,最后就它应用于中国研究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     

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原题为“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选自斯文·斯坦默(Sven Steinmo)等主编的《结构化的政治:比较分析中的历史制度主义》(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一章。1990年,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比较历史分析、新国家主义等领域的政治学者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召开学术研讨会,两年后主要参会论文集结出版并正式宣告“历史制度主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代表了阐述政治斗争如何由制度环境予以调节的尝试”,本文即是这部开山之作的序章。该书收录历史制度主义核心学者的八篇开创性成果,甫经出版便在西方政治学界掀起新的研究浪潮,至今仍为致力于政治制度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与斯文·斯坦默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历史制度主义、社会政策研究,西伦曾经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两人均对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作出重大贡献。本文概述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定义、理论前提、分析主题、前沿议题,及其与早期制度分析、行为主义、宏大理论、理性选择分析的不同之处,并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历史制度分析路径对一系列现实问题的研究特色和解释潜力。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威廉·里克尔与实证政治理论

威廉·里克尔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者之一,他创立的“实证政治理论”带来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他对于政治制度的实证研究引领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学研究的风向.实证政治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包括:理性人——个体做出理性决策；博弈论与策略行为——个人做出决策之前会考虑其他个体的行为.实证政治理论主要运用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分析工具,讨论制度规则对决策结果的影响.以博弈论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研究不仅为政治学注入“科学”的血液,也为解释中国政治制度变迁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话语与公共行政:话语制度主义及其公共行政价值评析

话语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理论丛林中的最新流派,它以观念和话语为核心分析要素,为理解制度和制度变迁提供了内生性的动态视角,弥补了新制度主义其他流派倾向于静态的、均衡性制度分析的不足,并为公共行政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诸多借鉴。然而,话语制度主义自身在解释力、理论适用性、理论身份独立性等方面尚存在不足,多学科与学说间的交流和互补对完善话语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十分重要。     

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是政治实践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需求,在政府管理、行政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分析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推广。对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基本研究成果和对传统理论的发展进行论述,其主要目的是对传统新制度研究的总结与提升,对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的扬弃。其发展研究成果对我国现代制度的构建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

自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兴起以来,美国政治学越来越追求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从经济学中产生的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数量统计等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在政治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即使是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也没有改变政治学这种追求科学化、数量化的倾向.直到2000年,一封电子邮件的批评向美国政治学这种过分追求科学化的状况提出了挑战,这个挑战很快引发了美国政治学在21世纪之初的一场新革命.     

警务供给生成路径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主要特征就是关注宏观脉络并分析历史过程。它为解释警务政策等政治社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依据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遵循其“制度——理念——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基本逻辑,从路径依赖产生的治理惯性、警务理念过度推崇工具理性,以及供给行为选择面临公共性流失三个层面,对警务供给的生成路径进行梳理,应推进警务供给制度理性化、注重警务供给价值整合、创建公众参与警务模式,以实现供给制度优化。     

比较政治视野下历史制度主义论析

作为比较政治学范式沿革下的一个范式创新,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与解释路径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并已成功取代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对比较政治学有着重要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价值。本文主要从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学派、历史制度主义与比较政治学的耦合、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关键节点等方面,对比较政治学中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现状与理论发展进行综合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