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德国关于武力使用法的理论与实践

二战之后的当代德国在战争观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迷信武力的作用。它重视国际法,注重用法律约束武装力量,克制武力使用;努力尊重与恪守以"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为核心的武力使用法;对"预先性自卫"、"武力打击恐怖主义"、"人道主义干涉"、"网络攻击"等也都有自己的态度与立场。但也难免受到国家利益的束缚,在适用国际法时表现出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     

国际法院伊朗诉美国石油平台案简析

伊朗诉美国石油平台案是国际法院近年的一项判决,主要涉及国际法上的武力使用问题.本案判决包含了重要原则:一国因自卫而使用武力的前提是受到他国的武装进攻,同时自卫必须符合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这一原则的重申对于降低武装冲突的烈度有积极意义.另外,此次判决对国际法上武力使用制度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在判断一国是否受到他国武装进攻时,首次清楚地采纳了累积效应方法.这意味着一国以武力行使自卫权的范围更加宽泛,其确立有利于各国以合法手段对付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不过,国际法院的判决也存在不足,即在谈及自卫时,做出了一个几近和解和不全面的评断.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国际法院在涉及重大国际政治问题时也无能为力的客观现实.     

军事化倾向网络攻击的国际法规制：反思与应对

各国近来愈发关注军事行动中的网络攻击对于谋取作战优势的价值，并逐渐将其作为重要作战手段，这与国际法在应对网络攻击上的困境息息相关。一方面，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与自卫权、战争法中的区分原则与比例原则、网络攻击的追责规则等传统国际法现阶段在规制网络攻击行为时的适用路径尚不明朗。另一方面，虽然网络空间国际新规制定渐趋活跃，但目前制定机制不足以及不同国家立场差异等问题使得有效且统一的国际规则在短时间内难以达成。对于网络攻击乱象，中国不仅需要密切关注传统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最新发展，还需要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活动，表明自身立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     

探析警察执法中的最小动用武力原则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可以使用武器、警械等暴力性武力。但是,法律没有对相关武力进行分级,也没有出台武力实施条件的细则,更没有明确最小动用武力原则。这方面立法的缺失,使得我国警察在动用武力时要么畏首畏尾,要么滥用武力。明确最小动用武力原则在我国警界的适用,符合国情,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     

计算机网络攻击构成“使用武力”之分析

是否构成《联合国宪章》第2（4）条中的“使用武力”是判断计算机网络攻击国际法合法性的标准。本文认为,应在现有国际法框架内,在对计算机网络攻击进行准确界定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计算机网络攻击的手段、后果和目的等因素,并尽可能进行个案分析,以准确判断计算机网络攻击构成“使用武力”的问题。     

海上军事行动中武力使用的法律问题

海上军事行动从法律性质上可以分为军事性活动和执法性活动,其武力使用相应的也有军事武力和执法武力之分。军事武力和执法武力除使用条件有所差别外,其升级程序、使用限度等有相通之处,程序上都应遵循严格的逐步升级程序,限度上都应坚持必要原则、比例原则等原则。     

论集体安全制度对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实施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建立是对国际法缺乏强制执行力的突破,该机制在对禁止武力原则的实施中发挥了规范与解释、监督与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执行与制裁等作用.但是冷战结束后,由于集体安全机制日益受到新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挑战,因此,对其决议机制等问题的改革和完善势在必行.     

联合国安理会与国际武力反恐

联合国安理会是联合国各机构中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特别是武力行动的机构。在国际武力反恐的实践中,安理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了1368(2001)、1373(2001)和2249(2015)三个涉及使用武力打击恐怖主义的决议。三个决议引起了"安理会是否授权国家使用武力打击恐怖组织"的争论。从实在法方法来看,三个决议中的用词并不符合安理会自我创设的授权使用武力的模式,但这依然拥有极为重要的法律意义。从超越实在法角度来看,安理会应当构建起三个层次的关于国际武力反恐的正当性体系,包括安理会领导使用武力、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与安理会同意(endorse)使用武力。     

和平时期军舰介入海上执法的国际法规制

和平时期军舰介入海上执法领域和执法手段不断发展,存在引发国际武装冲突的风险。和平时期军舰参与海上执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区分军舰海上执法活动与海上军事活动,进而避免武装冲突的发生。构架和平时期海洋法框架下军舰海上执法的国际法制度,是应对军舰海上执法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根本路径。这也是《联合国宪章》框架下严格解释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需要。基于军舰海上执法应该分别遵循禁止使用武力、和平利用海洋以及善意之考量,构建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以"执行协定"为主要模式的军舰海上执法国际法制度已是应然。     

浅谈我国警察执法中的武力手段

武力手段是警察在临战处置暴力违法活动中不可避免的执法手段。合理有效地使用武力手段不仅能取得良好的执法效果,更能彰显警察执法能力和打击犯罪力度。盲目过度使用武力手段则可能会造成执法对象和警察自身不应有的伤害和损失,而武力手段的内容、使用时机、武力分层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