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之诉研究

传统民事诉讼法理论中,确认之诉包括确认无效之诉和确认有效之诉。我国《公司法》第22条仅规定了确认无效之诉,并未规定确认有效之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认有效之诉时有发生,法院对于此类诉讼是否可以受理,一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现行条件下,通过最高院批复的形式承认股东会决议有效之诉的合法性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论裁判生效后之新事实

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48条规定了"裁判生效后的新事实",并且规定新事实的效力在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新事实所引发的后诉。但从民事诉讼基础理论以及我国多年来关于"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实践出发,后诉是否应被法院受理并非取决于"裁判生效后是否发生新事实",而是取决于新事实所引发的后诉是否不受前诉裁判效力的约束或者该诉是否具有诉之利益。而这种情形在给付诉讼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从司法解释第247条与248条的关系来看,"新事实"是开启新的诉讼之诉讼要件,而非实体要件事实。因此当新事实不成立时,应按照第247条规定驳回起诉。     

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的司法判定——由一起专利权纠纷案说起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是知识产权领域中的特有制度。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这类诉讼中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争议很大。要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的判定标准,应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个方面进行。     

专利侵权技术抗辩——捐献规则

专利权人在专利说明书中记载而没有被权利要求覆盖的实施方案,视为捐献给社会,专利权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主,意味着只有纳入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才能受到专利权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21号)第5条,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理论学说和司法实践中的捐献规则作了回应。     

无效婚姻之诉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新婚姻法对婚姻之无效是否必须经法院为无效宣告之判决却毫未提及，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7条之规定，我国无效婚姻之诉是现实存在的。由于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都对无效婚姻之诉缺乏具体规定，因此有必要对无效婚姻之诉所涉及的有关问题作点探讨。     

关于诉的受理的民法思考

民事诉的受理有从内容上的分为确认之诉的受理。形成之诉的受理和给付之诉的受理,有从程序上分为特殊程序上诉的受理和普通程序上诉的受理。有从审级上分为起诉的受理,上诉的受理和申诉的受理。《民事诉讼法》关于一切诉的受理的规定构成了完整的保护诉权的     

一起实用新型专利纠纷案件探析

随着我国专利申请量的逐年递增,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时,如何正确处理?这是关系到保护发明人发明创造积极性,保障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课题,亟待探讨和研究。最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原告(专利权人)朱××诉被告某市某中学校办工厂侵犯其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件,就是近年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专利侵权纠纷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案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探析解决实用新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解释逻辑

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中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具有构成要件意义。肯定司法解释将违反部门规章的行为纳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范围的观点不具有合理的解释逻辑;《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扩大趋势并不必然等同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范围的扩大。对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解释,可以从我国《刑法》第96条的规范意义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司法解释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界定有突破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在实践中应当限缩适用。     

专利权人进口权的有关问题

专利法第 11条规定 ,专利权被授予后 ,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 ,专利权人有权阻止他人未经其许可 ,为了制造、使用、销售其专利产品而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进口依照其专利方法而直接获得的产品。这条规定被认为是我国对专利权人的进口权的规定。一　进口权的含义1　进口权的客体　根据上述规定 ,进口权的客体有两种 ,即专利产品和依照专利方法直接取得的产品 ,所以进口权控制的是产品的进口 ,而不是专利的进口。1对方法专利权人来讲 ,进口权针对的是依照其专利方法直接制造的产品。专利方法有两类 :一类是单纯的方法 ,不能生产出产品 ;另一类是制…     

刑法中侵犯专利权犯罪的探究与完善

《刑法》分则中对“假冒他人专利罪”的规定十分笼统,使该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存有诸多争议。假冒他人专利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其实质则在于将一项不享有专利权的产品或方法冒充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因此,假冒他人专利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以谋利为目的,在自己制造和销售的产品上使用专利权人专用的专利标记或专利号,或将自己使用的方法冒充他人的专利方法的行为,据此,该罪区别于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在专利权保护期间擅自实施其专利的专利侵权行为;区别于将非专利产品冒充为专利产品、将非专利方法冒充为专利方法的冒充专利的行为;以及区别于引发专利权归属之争的骗取专利权的行为。现行《刑法》对“假冒他人专利罪”的规定在文字和功能两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应对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冒充专利的行为、亲告罪的设置等方面作修改,以期专利权刑法保护的完善。     

论专利制度中的利益平衡之义

专利制度通过其制度设定来最大程度地维持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间的利益平衡。我国在重新修订日益扩张的专利法时，加强了对社会公共利益、专利权人利益和利益相关人利益平衡的调整，以期获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和第八条之研讨

从刑事立法的演化进程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四条是从贪污贿赂罪中逐渐剥离而分立出来的,实践中将其统称为商业贿赂罪的做法不够严谨科学。《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和第八条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四条的受贿主体由原来的“公司企业人员”扩展至“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为打击既非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也非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受贿赂行为及对之行贿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其罪名可确定为“非公务人员受贿罪”与“对非公务人员行贿罪”。司法适用中也应注意修正案的时间效力及法条援引方法。     

反垄断法上专利强制许可抗辩的德国经验与启示

为弥补专利法强制许可保护竞争的不足,德国学界与法院认可了反垄断法上专利强制许可的存在,进而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专利强制许可抗辩。专利强制许可抗辩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平衡路径,不仅可协调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紧张关系,有效保证专利权人与需求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且有利于诉讼成本的节省。从权利保护的及时性及竞争秩序维护的必要性角度出发,我国应采纳专利强制许可抗辩,并完成要件的厘清。     

专利侵权行为犯罪化的边缘性审视

专利领域由刑法规制的犯罪目前只有假冒他人专利罪,更为常见的侵犯专利权人独占实施权的行为一直被置于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的保护下,专利侵权行为犯罪化的问题值得探讨。以犯罪圈的划定、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和刑事政策的指导为视角来进行专利侵权犯罪化的边缘性审视,应限制性地设置侵犯专利罪,将情节严重的专利侵权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     

试论我国构建附带上诉制度的必要性

附带上诉是指当事人一方上诉后,被上诉人依附于该上诉程序而提起的特殊上诉。其最特殊之处在于,被上诉人在上诉期间己满或舍弃上诉或撤回上诉后,仍可提起附带上诉。我国民事诉讼中也应设立附带上诉制度,以便在程序上公平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裁判的安定性和司法的权威性。     

关于二审程序中诉之追加问题的思考

原告于第二审程序中为诉之追加不仅关涉被告防御权之行使,更关系到审级利益之维护.故立法关于二审中诉之追加应有特别要件之设定以求原、被告利益之衡平.本文在剖析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失范的基础上阐释了二审程序中原告追加新诉应具备之特别条件.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相关规定的解释方法——从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出发

《民事诉讼法》第64条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实践过程中,恰逢外国举证责任理论的引进。外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悄然引发了举证责任解释方法的摇摆不定,直接导致司法实践的迷惑。理论的产生有其本土起源,举证责任作为民事诉讼的脊梁,这种先天特性,决定了其解释方法首先要从中国本土出发,从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背景入手。     

中国法官制度理念之创新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现代西方司法制度基本制度与理念的接纳与吸收,是一项具有创制意义的事业,但同时也包含着内在的冲突。在对现代西方司法制度与当代中国条件的这两种解读之间作出选择并非易事。现代西方司法制度诉求的宽度为中国的法治创新开拓了广阔的视野;但同时,司法制度的构成元素具有复杂性。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一国司法制度的设立,一般都与该国法制的历史文化相关。法官制度的建构应该与普遍认同的概念理念相符,在普遍认同的概念下,中国法官制度的理念才能有所创新。中国法官制度的完善,必须通过法律制度的不断向前发展,法官理性能力的不断完善来进行。     

论小额速裁程序的优化与完善

201 3年新民诉法推出了小额速裁程序,然而可供司法实践适用的规定匮乏。小额速裁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当以司法效率为重,保证底线正义。在司法运行中,小额速裁程序存在着适用条件不完善、启动机制不明确、审理程序不简化及救济程序缺失等问题,应当从严限定小额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法院享有启动权,简化和优化审判程序,设置判决异议程序,疏导当事人救济诉求,尽快健全与完善小额速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