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范畴的内涵及辩证关系新探

传统观点主要从财富角度去解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概念,似有不妥.如果从社会活动角度去解释,个人利益可以解释为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社会化活动方式,集体利益可以理解为集体活动的组织结构、目标结构、规则和秩序.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辨证关系角度理解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辨证关系,其一,集体利益作为集体活动方式,寓于并体现于个人利益即个人活动方式之中;其二,由干集体利益是其成员个人利益之间的共同性存在,因而不能完全涵盖个人利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又是有矛盾的.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正确的新方法.     

论《孟子》中"心""性""天"的关系及其与人性善问题的关联

<孟子>中的"心"是一个体用合一的概念,它所指称的既是精神活动的物质载体,又是精神活动的内容.孟子用"心"区别了人性与禽兽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是以人心释人性.孟子认为"心"是天之所与的,这样他就通过"心"把人与天贯通了.在孟子看来不仅人有心,天亦有心,且天心与人心相通,这就是所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表明天心是公正的、善良的,孟子以此来论证人性善来自天.     

笛卡尔的"我思"与"人"

笛卡尔以"我思"为核心的二元论哲学摧毁古代的理解模式,代之以科学的世界观和解释理论,从不同层面理解"人",涉及心灵、身体、身心统一体三个方面,以及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影响到人类学的急剧变化,影响到人的道德和自制的全部体系,致使"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更为复杂,体现了其现代性特征.     

马克思的人性观浅析

马克思从人与人的对象的统一中来规定和认识人性,所得出的是现实的人性,总体的人性,是随着历史发展和人的生存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人性。这种人性观认为,人性是自我的;人的需要就是人的自我性的证明。人性中的利己和利他的矛盾是人性的基本矛盾,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人性的表现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取决于人生活的具体历史环境。马克思对人性的规定是人性观上的"哥白尼式革命"。     

论宪法的人性尊严原则

从法哲学上看,古希腊学者普罗泰格拉斯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中世纪神学大师阿奎那主张神性决定人性;近代以来,洛克等经验理性主义者主张自私、贪欲是人的本性,因此每个人追逐自我利益的结果必然导致他人被工具化和商品化,康德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提出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命题,成为近代以来人性尊严的核心机理。在中国,自古就有“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人性观,孔子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出了“四心说”和“富贵不能淫”的人性观;现代儒学者蒋庆主张“礼乐制度中的人性尊严”。故此,西方学者主张的是一种利己的权利论式的人性观或者个人主义人性观,中国儒家学者主张的是一种利他的义务论式的人性观或者团体主义人性观。从法释义学上看,个人主义的人性观极力彰显个人自由,尤其是契约自由,国家主义的人性观过分强调整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二者均容易导致个人被工具化和商品化;人格主义的人性观介于二者之间,当为可取;“人性尊严”与“人格尊严”的区别在于：“人性”是相对于“神性”和“兽性”而言的,“人格”是指特定人的身份、资格和能力,是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化权利。人性尊严是一项上位宪法原则,正如国际人权法条文规定的一样,是各项具体人权的本源和基础。人性尊严原则的功能表现为：确立了国家权力运行的人性基础,标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底线标准,设定了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推定原则。     

"复杂人"假设对ngo志愿精神持久化的启示

"复杂人"人性假设认为,人是复杂的,其需求的多样性、独特性与差异性构成了复杂人的基本特征.复杂人追求的利益目标是一个多元的需求函数,并根据其自身的需求函数比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对"复杂人"进行需求函数分析,为人们分析NGO志愿精神的持久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民法个体利益保障的人性解析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权利法,核心就是对个人的权利与意志的承认和尊重。本文通过回顾法的属性由阶级性向社会性的转变,剖析个人利益保障人性解析的立足点,摸清个人利益保障的历史沿革脉络,阐释现代民法中的人性条款,比较国内外的民事立法的相关内容,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民事立法应充分体现人性化。     

简论和谐社会构建中"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

马克思法的价值观的思想主旨是"以人为本",而"人"是法律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马克思以人为本的法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法应以普遍的人性、自由、权利、个体为本."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而这种思考、关注、把握与探索过程的产物便是法治.     

真实自我的实现与超越——对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的理解

现代经济生活中到处充满着完全"异化"了的人。通过对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人格特征的描述、自我实现的障碍与途径的分析以及深层次的区分两种不同程度的自我实现者,结合其与中国佛教禅宗、道家思想的契合,以更深刻地认识人性,乃至达到真实自我的实现与超越。     

平衡: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及其对当代中国制度理性构建的启迪

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其博弈的结果就是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相对平衡。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平衡主义"为当代中国制度理性的构建提供了诸多启迪。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