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分类角度谈新闻自由的保护与合理限制

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满足公民知情权的一项特殊权利。其不同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它不仅是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特殊表现,同时又具有其特殊的内涵。从社会学新闻角度和新闻职能角度出发,新闻自由的合理限制规则应包含报道事实与建议评论相分离规则和四类报道性新闻合理限制规则。     

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原则之考量

根据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所述，言论自由既是指公民将其所见所闻所思以某种方式或形式表现于外的自由，也是指公民收集、获取、了解以及传播某种事实和意见的自由。自由权是公民一项基本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宪法权利。言论自由属于自由权的范畴，作为一种政治和精神自由，它既是社会主体自我价值现实的保障又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理论界一直存在着对表达自由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理论，但是由于网络具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独特性以及给信息时代带来的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何种原则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法律规制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     

论新闻自由权

全部媒体国家化的现状 ,使得我国新闻自由权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对新闻自由权权利结构的分析表明 ,我国并没有真正实现完整意义上的新闻自由权。应当加快制定《新闻法》 ,同时确立事后审查等制度。     

正确认定新闻自由与名誉侵权的关系——从公权和私权冲突与协调的视角

侵害公民和法人名誉权的案件 ,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发生比较多、影响比较大、易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案件 ,也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文从公权和私权冲突与协调的视角论述了何为新闻自由、对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认定、正当的舆论监督同名誉权的界限以及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 ,以有利于正确处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该类案件 ,科学认定名誉侵权 ,既防止某些人以法律赋予其新闻自由权为借口侵犯公民、法人的名誉权 ,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 ,又要防止有些人动辄以名誉侵权为由提起诉讼 ,从而限制新闻自由。通过合理的界定 ,达到既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又保证公民享有新闻自由权 ,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恶搞现象之法律透视

恶搞成了2006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从法律的角度审视,恶搞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的一种具体形式,国家应当保障公民以恶搞这种方式充分行使言论自由权;同时,公民不得以恶搞的方式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恶搞作品不是著作权法规定的演绎作品,而是滑稽模仿作品,它不侵犯被恶搞者的著作权。     

论我国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发展权视角的思考

新闻自由及其法律保障问题,历来是我国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新闻自由既是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又与言论、出版自由存在概念上的细小差别。在我国,新闻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独立权利,包含了两项最基本的内容,即公民的表达权和知情权。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宪法及相关法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新闻自由法定化的必然性及其实现路径,并论证了对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批评权和传播权等基本权利进行法律保障和制约的具体方式。     

论网络言论自由权的法理价值与合理保护

当今的科技飞速发展,互联网打破了传统言论自由的局限性,扩展了公民表达观点与传播信息的自由度,这一方面推动了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同时,也使自由权的滥用增多.面对网络环境下的各种权利冲突,如何进行权利配置、如何进行网络言论自由权的合理保护成为当今社会的热议话题.网络言论自由权的合理限制与保护应当有一个完善制度,要正确运用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通过法律的方式去保护个人的合法权利.     

浅析公民言论自由与官员名誉权之关系

政府官员的名誉权和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之间存在冲突。美国和德国处理相关问题的经验对我国有借鉴意义。我国应在给予公民言论自由更多空间的导向下进行相关实体法的制度建构。     

新闻自由与新闻侵权的法理学思考--从权利与权力的视角出发

新闻自由与新闻侵权的矛盾是法学与新闻学共同关注的边缘性学术课题,就法学领域来说,学者们大都从宪法学和民法学的角度予以探讨,而笔者发现:新闻自由本身是一种特殊权利,新闻侵权中所侵犯的对象表现为权利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权力。所以,如果从法理学的角度入手,我们则不难看出:新闻自由与新闻侵权的矛盾是权利之间和权利与在一定程度上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在舆论领域的表现。     

新闻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与举证

新闻侵权是指新闻业在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时,侵犯公民或者法人的人格权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本文对就新闻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新闻侵权的民事责任的形式、新闻侵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几种观点及新闻侵权民事诉讼举证应包括的主要内容等进行较详细的论述.     

论言论自由的政治权利属性——基于法解释方法维度的思考

无论是《宪法》第34条的但书规范解释，还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规定的政治权利范围；无论是政治权利的比较法考察，还是新中国宪法文本有关政治权利规定的变迁，指向的一个初步结论是：我国1982年《宪法》文本中的政治权利包含《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只需强调的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权利不仅仅只是政治权利。     

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

网络言论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主要表现方式,它具有不同于其他传播媒介的显著特点;网络言论自由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网络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二是网络言论自由与公共管理的冲突;因此,对网络言论亟需进行必要的法律限制。     

体制是制约我国报业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

媒体是我党舆论的重要阵地,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我国报业目前普遍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已经阻碍了报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成为制约我国媒体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对于媒体的改革事关我国在世界竞争中"话语权"的效力。从体制入手分析问题、解放问题是我国报业改革的思路。     

互联网时代下的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言论自由是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宪法所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互联网平台使言论自由获得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与表达渠道,虚拟的共同体成为其特殊载体和存在空间,隐秘性、多向性、迅捷性等成为其明显突出的特点。言论自由在凭借网络实现便利表达之时,过激言论和舆论暴力等现象借助网络空间不断地滋生蔓延,故有必要对网络言论加以法律限制。我国目前的法律对其调控重事后惩治轻事前预防,可操作性较低,应当把言论自由权细化和融入到实体法之中,用更多的实施细则强化对言论自由的监管。     

新闻自由与人格权的冲突与利益衡量

新闻自由与人格权对建立一个民主与法制、文明与和谐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缺一不可的,由于权利的相互性以及新闻传播的特点所决定,在新闻活动中两者经常发生冲突,而我国现行法律中对解决冲突的相关规定失之于模糊;利益衡量是一种法解释的方法论,强调民法解释取决于利益衡量的思考方法,其最大功用就在于对相互冲突的多元利益进行权衡和取舍。因此,引入利益衡量理论,不失为解决新闻自由与人格权冲突的一条途径。     

知情权及其相关制度构建

知情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也是一项基本人权。知情权对于民主政治建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必须通过宪法保护、一般部门法保护、建立配套措施、公开档案、保障新闻自由和加强公民权利意识教育等方式构建一整套保证知情权实现的制度。     

论我国侦查监听立法的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侦查监听技术日益成熟并被广泛采用。由于侦查监听的采用与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的言论自由、通讯自由、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紧密相关 ,在使用时 ,常会发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利益冲突。因此 ,必须规范侦查监听法律制度 ,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诽谤侵权案法理解构--张铁林诉周璇及《成都商报》名誉侵权案评析

在诽谤诉讼中,媒体报道失实的侵权责任主要应由言论主体承担,媒体只承担过错责任。新闻真实不等于客观真实,认定报道失实侵权的构成应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新闻报道与名誉权保护的利益平衡问题,实际上是根据新闻报道和人格权保护的价值,合理地确认各自权利边界的问题。     

论人权意义上的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作为基本权利或基本人权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成文宪法以及相关的区域性与国际性公约所确认。作为基本人权的言论自由是人之为人所必须,是一个人生存所不可或缺的,体现了人权的基本性;言论自由意味着允许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是社会宽容的尺度和标志,体现了人权的宽容性;言论自由应当受到国家公权力的尊重,体现了人权的国家义务性;言论自由还应该扩充至经济领域,体现了言论自由的经济性。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具有普适价值。     

剥夺六大自由权的合宪性问题再探讨

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的剥夺作为资格刑的内容,没有宪法的明确授权或确认,存在宪法依据不足的问题。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的剥夺理解为限于"政治性"的范围之内,并不符合立法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