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程序立法论纲

实现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势在必行。我国行政程序法立法即将启动。探讨行政程序及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功能、各国行政程序法立法的历程及启示,有利于讨论我国在行政程序法立法过程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立法原则和基本框架。     

转型期我国行政程序法兴起的原因分析

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无论是在我国学术界还是在立法实践中都对行政程序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究问行政程序法兴起的原因，作者认为有四个基本方面：历史的积累；市场逻辑的呼唤；法治的内在要求；国外行政程序立法浪潮的推动。     

我国海洋行政程序立法法典化研究

我国海洋行政程序法的定位是：海洋行政程序法是海洋行政法的程序法,是行政程序法的特别法,也是海洋程序法的子法。法典化路径理应成为我国海洋行政程序立法的必由之路,有利于回应海洋行政程序法体系之现存问题,有利于强化执法主体的程序义务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权利,有利于克服行政程序法侧重普遍规则而缺乏特殊规则的局限,有利于各海洋执法主体遵循同一程序进而提升执法能力。统合后的海洋行政程序法是宪政环境下以海洋行政法律体系为依托,属于其内在体系且在适用效力上仅次于宪法,并与其他海洋程序法平行适用的分支法律。以此定位为主线,从海洋执法程序理论与立法技术的高度对该法典的实质内容与结构进行合理设置。     

析转型期我国行政程序法兴起原因

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 ,无论是在我国学术界 ,还是在立法实践中 ,都对行政程序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探求行政程序法兴起的原因 ,作者认为有四个基本方面 :历史的积累 ;市场逻辑的呼唤 ;法治的内在要求 ;国外行政程序立法浪潮的推动。     

中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立法沿革研究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应遵循的程序法规范,用以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正确与公正,并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藉由程序的规定,使公民在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过程中,得以参考、沟通与表达意见,进而确保公民程序上与实体上的权益,并增进人民的信赖。中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于2000年公布实施,在该法的引导下,各行政机关已经在许多行政程序单元上有常态性的实践经验,包括电子化政府或整合政府公报等配套制度的建制,也提供行政程序法实施的配套条件。研究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沿革和修正内容,对于我国大陆现行《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具有相当参考的价值。     

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目标模式的追求

行政程序法典化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选择何种目标模式。受我国政体结构、宪政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法律传统文化、公民权利意识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并立足于程序法的发展方向 ,借鉴他国成功立法经验 ,顺应时代潮流 ,与国际接轨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应采用权利模式。这是由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目标模式的判断标准 ,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现状及行政程序法调整的主体现状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目标模式的历史发展等诸多因素决定的。采用整合型权利模式 ,有利于规范政府行政行为 ,保护公民权利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几个热点问题聚焦——从足协打“假”事件引申开来

足协议“假”风波波及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有关行政认知、自由心征和比例原则等几个敏感问题。其内容深记得涉猎证据法、程序法的热点理论。它不仅在法学理论上带来了错综复杂的困惑，更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升级变革创造了契机。     

刍议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及其立法模式

自九十年代初有学者提出法制程序化的口号以来 ,行政程序立法作为行政法的一个重要问题已跃上“依法行政”的前沿 ,成为中国行政法能否继续发展的焦点。行政程序立法也成为一个热点 ,学者们谈及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保障公民权益时 ,都殷切地将希望寄托在行政程序的完善上。笔者力图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进行架构分析 ,以供同仁商榷。一、行政程序立法的界定及其意义对行政程序法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政程序法包括行政诉讼法 ,狭义的行政程序法不包括行政诉讼法 ,仅指对行政行为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笔者以为 ,行政诉讼法…     

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几个基本问题

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化过程中 :客观评价现行行政程序的立法状况 ,是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前提 ;正确选择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模式和功能模式 ,是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基础 ;科学界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是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关键 ;树立正确的程序观念 ,是行政程序法制化的核心。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实现 ,离不开对上述问题的正确解答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立法争议问题研究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时应遵循一定程序法规范,以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正确与公正,并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藉由程序的规定,使人民在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得以参与、表达意见与沟通,进而确保人民程序与实体上权益,并增进人民的信赖。因此,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具有确保依法行政、保障人民权益、提高行政效率及增进人民对行政机关信赖的功能。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于2001年1月1日实施,在该法的引导下,各行政机关已经在许多行政程序单元上有常态性的实践经验,包括电子化政府或整合政府公报等配套制度的建制,也提供行政程序法实施的配套条件。研究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当时的立法争议问题,对于大陆《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