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德治”与“法治”

法律需要道德支柱，缺少道德防线的法律将直接面临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冲击，但道德更需要法治的强制力来保障，所以应坚持二者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必须法治德治“两手抓”

让法治阳光普照,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法律准绳;让德治清风吹拂,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道德基石,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法安天下,     

对“劳务储蓄”的社会学思考

“劳务储蓄”是一种新的助老形式,社会服务中一种有偿服务方式。它的出现体现出特殊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要真正使“劳务储蓄”具有效力,还需要法律来做保障。     

从人性恶角度探析法律对道德教育的强化功能——兼谈对“八荣八耻”教育的启示

道德与法律都是对人们“恶”的行为的规范,只是两者沿着不同的路径:法律注重外在强制和不侵犯他人,对人性的约束力强;道德强调内省和利他,对人性的约束力弱。因而,法律与道德相通相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依其各自特点决定了法律对道德教育具有强化功能。所以,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和谐的社会状态的实现,需要从法律规范的外在强制逐渐过渡到公民道德内省的自觉行为。贯彻落实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时,要把道德的教化与法律的强制结合起来,发挥法律对道德教育的强化功能,通过加强法治建设引导我国公民践行“八荣八耻”的道德要求,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法”“德”相济国方兴

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实行"以德治国",这是在总结历史和国内外治国经验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论断.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伦理传统的社会里,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手段.在实行依法治国时代,不仅不能因为强调法律的地位而忽视道德的地位,而且还要善于通过法与道德的互补功能来完成法律向人们的自觉行动的转化.     

古代“德法并用”治国策略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影响与借鉴

"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文化中总纲式资源,传统法律文化是礼法文化。"德法并用"是"礼法合治"传统在治国策略上的具体实践。"德法并用"的治国策略充分发挥了政治、法律和道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在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处理上,道德占据主要地位,这造成古代社会法律缺乏独立的地位和品格。法治中国建设应充分发挥"德法并用"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影响,需要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在官德建设上在加强官员自律的同时,实现法制化补位。     

“科学发展观”的法社会学浅论

“科学发展观”，即一种“人本关怀”兼容“和谐有序”的社会发展理念。从法社会学视角讲，“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起点在于具体制度的构建。首先，“以人为本”应当根除“人治”而迎合“法治”；其次，“社会和谐”需要弥补“法律真空”，寻求法律与道德协调整合的秩序机制；再次，“可持续发展”要求摒弃“权力法律观”，推演“权利法律观”与“生态法律观”的优化嫁接。     

“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

“法治”和“德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辩证统一的。 “法治”和“德治”的区别主要在于: 其一,二者产生的时间不同。道德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法律则在奴隶社会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法律则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道德则将继续存在,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较大的作用。 其二,实施的方法不同。“法治”的核心是依据法律来实现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它是由国家制定和公民     

抗击“非典“与社会道德、法制建设

科学、法律、道德是我们战胜"非典"的三件有利武器,在与"非典"拼搏中,我们深感法律和社会道德的巨大作用,但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我国法律的滞后和道德的缺位.为了更进一步的巩固"抗非"成果,更好地应对危机,必须重视社会道德和法制建设.     

法律与道德对“第三者”行为的调整

对于当前久禁不止的"婚外情","第三者插足"等消极现象的社会调整,单采用道德调整或法律调整都是不够的,应当采用道德和法律双重调整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婚姻家庭的稳定。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要充分发挥德治与法治这两种调控手段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使之相互渗透、功能互补,必须努力做到道德法制化和法律道德化.一方面,要把道德义务按照立法程序转化为法律义务,赋予道德基本要求以国家的强制力;另一方面,法律要始终以道德信念、道德教化为基础,尽可能使道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相统一.     

从“道德教化”论看法律及其作用

“道德教化”论的基本观点和趋向是忽视法律及其作用。道德具有能够相对脱离现实生活的纯粹性、崇高性和圣洁性 ,但也具有流动性、易变性和不可控性等缺陷。对主体的基本道德规范的形成来说 ,法律因其相对稳定性、一般性、普遍适用性和拥有国家强制力的可靠保证而使其力量和作用更加强大和突出。我们需要注重包括道德教化在内的道德建设 ,但必须警惕“泛道德主义”倾向的发生。     

从法律对道德的教育功能看荣辱观教育

法律与道德同是规范人们日常社会生活行为的基本准则。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相互包含,相互渗透。法律具有一定的道德教育功能,道德教化需要以法律的形式来强化。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中,可以将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容融入法律规范,对“耻辱”行为加大法律的惩罚力度,从而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中、西法学语境中的“法律道德性”

个人道德可以说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司法理论"或"司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道德性是在这一层面进入中国传统"司法"的.而西方学者讨论的所谓的法律的道德性问题完全不同,概括起来是自然法和实证法的冲突问题.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案件审理中所涉及的道德称为"司法者的道德性",将西方法理学强调的道德称为"法律或司法的道德性".     

法的道德性基础论证

法律主治要求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绳是法律.法治所依据的法律是良法,它的生发点在于道德;法律的施行过程需要道德的支撑;广大人民遵守法律的落脚点在于一种道德自律.从立法过程到适法过程,从执法主体到守法主体,都体现出法的道德性基础.     

“法律的牙齿”弥合社会道德裂缝之意义重建——从老人被撞个案悖论延伸

在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中，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进行约束与规制，这种力量的源泉在于道德伦理，法律法规，经济互动，宗教信仰等复杂活动，抑或归结为社会整体事实，追求的是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井然。作为社会赖以维系的强手段，法律总是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其一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疾驶的车轮，其二人们总想弥补两者之间的差距。法律本身隐藏的幕后逻辑是维护社会制度的和谐和正常运转，所要做的是不给“越轨者”侥幸得逞的机会，运用的是牙齿的撕裂和咀嚼致使粉碎的功能。对于道德的越轨，受到的惩罚既有道德本身的谴责还有法律的制裁。法律的牙齿对于弥合社会道德裂缝具有重要意义。     

追问道德的法律承担——以“虐猫事件”为例

“虐猫事件”显示了网络强大的道德强制功能,更引发了法律人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深度思考,特别是对道德的法律强制实施的关注．法律对道德的承担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但必须注意合理性限度。法律对道德的过多承担会造成法律对道德的取代,也会戕害法律本身。     

建立“网络社会”新道德体系之我见

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传统道德面临危机和挑战;为保证网络生活的健康发展,需要从网络的特点出发,探讨和倡导为广大网民拥护的网络道德。要积极探讨成熟的一般社会道德建设经验,以此为基础建立有约束力的社会主义网络道德。     

关于“道德危机”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道德滑坡”甚至“道德危机”现象，已经成为阻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严重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需要通过加强道德层次化建设、全面推进社会改革予以解决。     

法治运作吸纳道德因素的技术进路

伦理价值是从法律制度与道德习俗两种社会规范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结晶。无论是以优良的法律改造低劣的道德习俗,还是用善良的道德批判拙劣的法律制度,都需要通过对伦理价值体系具体内容的辨析,来确定评价法律制度或道德习俗质量的理性标准。法律的确定性能够为公众提供稳定的预期,法律的权威性取决于支持法律实施的正当理由,法律的实效性是法律获得公众认同的直观表现。法治能够为个体的道德选择自由提供结构性前提。在法治运作的程序化实践中,通过论辩交涉、逻辑推理,可以发挥兴利除弊的社会作用,从而为个体道德自省提供有力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