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与刑事司法审判冲突研究

近些年来,司法实践中民意逐渐对刑事司法审判产生影响,民意开始进入学者的视线,引发了有关司法与民意关系的诸多讨论.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冲突关系主要表现为民意影响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及司法权威.造成两者冲突关系的原因既有民意方面的不足,又有司法方面的缺陷.只有对症下药,减少媒体对民意的误导,完善法律制度及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民意与司法和谐互动的关系,才能缓解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冲突关系.     

网络民意的法理分析

科技的飞速发展,网络建设的不断完善与扩张,使得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空前高涨。与之相随的问题也凸显出来,网络民意呈现出影响司法审判,甚至干扰司法公正的倾向。因此,寻找到网络民意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冲突的原因,如何有效化解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的矛盾,实现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民意下的司法公正——以“药家鑫案”为例

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新的民主参政方式,它打破了信息垄断,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成本,开辟了网上民主监督的新时代。网络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的公开与公正,与此同时,网络民意的“非理性”与“情感性”也给司法审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对网络民意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并通过规范引导网络民意,提升司法公信力,实现网络舆论和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     

论网络民意的形成及其对司法的影响

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有权通过网络了解社会事件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网络这个新型媒介中公众自由讨论社会事件并逐渐形成一个主流意见,叫做网络民意。这种网络民意往往会因为同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存在冲突而质疑法院的判决,并对法院的审判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何在充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加强对网络民意的规制,使民意和司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已成为新的探索方向。     

刑事判决与民意冲突的消解

刑事判决与民意存在内在冲突。司法的理性与民意的感性、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不同追求是冲突形成的内在原因。刑事判决与民意要形成合理关系,应从人民陪审员制度运用、公众人物言论控制、法律职业共同体塑造及媒体评论限制等途径入手消解两者的冲突。     

论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独立——邓玉娇等案给予的警示

民众性诉讼情绪是专业性质的民意,民意是政治的,诉讼情绪是法律的,在民众性诉讼情绪面前,邓玉娇案迅速落下法槌,完成了民众对司法的一次监督。本文结合多个案例,提出了民众性诉讼情绪这一概念,论述了其特征,剖析了其价值,重点是其与司法的冲突关系和正确疏导。     

探析司法裁判的现状与走向——以热点案件引发的民意为视角

在司法领域，民意是社会公众对某些案件大体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尽管目前缺乏较为准确、便于评估民意的方法，但民意仍对司法裁判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并不时地使之处于尴尬地位。囿于司法者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司法裁判与民意评判的形成方式以及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本质特性方面存在差异，司法裁判与民意之间必然有诸多纠结。因此，司法裁判要改变尴尬现状，实现与民意的共赢，就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在法律的框架内尊重民意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畅通民意参与渠道。     

民意与法意：新媒体场域下的范式审视和司法回应

在社会转型期和新媒体崛起的双重背景下,网络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其对司法的影响也日益加深。"法意"如何通过司法涵摄"民意",也成为新时代深化全面依法治国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网络时代的民意表达虽然有其特点,但未改其本质,"民意"与"法意"这一对范式的内涵亦值重新审视。"良法善治"的法治目标赋予司法以崭新使命,我们应适时对司法主体的法治价值以添附,畅通民意的制度化表达通道,推进开放、透明、可预期的司法体系建设,走规范法治之路。     

网络舆情之于检察监督:冲突与优化

网络舆情监督作为一种"权利对权力"的监督模式,正深入影响着检察权的运作。一方面,网民朴素的道德情感和参与司法的热情,客观上助推了检察机关执法效果的有机统一;网络舆情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也成为检察机关提高执法公信力的一种"倒逼机制"。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舆情监督与检察监督在价值取向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网络环境的"司法广场化"与检察机关"司法理性"之间、网络奥情演绎的"民意审判"与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之间、网络舆情片面追求实体正义与检察机关恪守正当程序理念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为此,应从规范网络舆情监督检察工作的界限、网络舆情监督下的检察官角色定位、健全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以及构建一种回应型的检察权运行机制等方面,努力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实现网络舆情监督与检察监督的良性互动。     

话语权博弈下司法判决的形成

近年来,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为民众表达话语权提供了广阔的渠道,致使个别案件的审判被演变为“媒体审判”、“民意审判”,判决往往成为不同话语权博弈后的结果.其实,无论是媒体监督的无序失范、司法独立性价值的消弱还是民意与判决的冲突,都可归结为媒体所代表的民意话语权与相关利益主体所代表的话语权、法律阶层所代表的话语权之间的冲突.面对该困境,文章通过典型、热点案例,从话语权选择主体、话语权表达主体两方面为困境中的理性判决提供了合理性建议.     

冲突法理论的价值追求

不同历史时期的冲突法学说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传统冲突法学说以国家为本位分配国家的立法管辖权,强调冲突规范的确定性和追求冲突法公平;现代冲突法学说更加关注个人的利益,强调冲突规范的灵活性和追求实体法公平。后现代冲突法学说的价值追求应该是国家、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和谐统一,冲突规范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合理平衡和冲突法公平与实体法公平适当兼顾。     

浅谈法律术语的特点与使用

法律术语作为一种专业语言在构词上和语义上不同于一般汉语,它具有固定性、特殊性、变异性、单一性、相对性、包容性等特点。在法律实践中,正确、恰当地使用法律术语,对法律活动中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环节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法律活动中使用法律术语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本文提出几点看法。     

民意与法意的碰撞与耦合——以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互动与应对为视角

在渐成气候的媒体时代,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共同体,因为舆论媒体有其独有特点以及检察机关与检察权的特有运行方式,导致舆论的道德法庭与检察权的独立运行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与失范。为了寻求解决之道,应从双方互动存在可行性,舆论媒体应尊重和监督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回馈与引领舆论,舆论媒体监督与检察权运行的辩证统一的关系等方面加以考虑,最终使检察权独立性得以维护,司法公正得以彰显,司法责任得以落实。     

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间的冲突及衡平

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秩序,法律与正义相伴随,同样,作为法律体系组成部分的冲突法与正义也是一种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冲突法并非仅仅追求冲突正义而不关注实质正义。其实,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也并不是相互抵触的,其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可谓是殊途同归。而且,尽管在20世纪末以前传统的冲突正义仍然保持其主导地位,但随后实质正义已经明显地渗透到冲突正义的思想之中,因而呈现出了冲突正义向实质正义的嬗变和发展之趋势。但是这一趋势并不表明传统的冲突法规则因为要追求实质正义而被舍弃,其价值至今仍然不能被完全否定,且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冲突也是完全可以得到衡平的。     

刑事和解中的价值冲突和制度架构

对刑事和解的不同评价,实际上反映了刑事和解本身蕴涵的价值冲突.刑事和解或许是后法治时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常态,但法治社会中,刑事和解的倡导与实验仍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在刑事和解的推进过程中,应对其进行必要的引导、规范,使其逐渐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以改进我国的刑事司法.     

论程序公正优先原则

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都是诉讼追求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目标 ,程序公正优先原则是要求我们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发生冲突而且必须由一方作出牺牲的时候 ,程序公正应当居于优先照顾的地位。程序公正优先原则维护的是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 ,同现代法治和民主具有内在的、天然的联系 ;它排斥的是干扰司法自治的社会和政治权力 ,与专制和独裁势不两立     

美国未成年人死刑制度——对伦奎斯特法院刑罚观的法律思考

在西门斯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判决禁止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但以前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为核心的保守主义大法官撰写反对意见,深入证成未成年人死刑制度。伦奎斯特法院保守主义力量坚持的法律路线——未成年人死刑制度具备存在的必要;在边缘性的案件中,该制度能够体现刑罚正义。在未成年人刑罚改革的过程中,获取稳妥前进的法律进路甚为关键。     

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价值冲突及其整合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价值目标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冲突,其突出表现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秩序和自由价值取向、秩序和正义价值取向、正义和效益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等方面。为解决这一矛盾,本文提出了整合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价值取向冲突的主要原则,即正义价值至上原则、兼顾原则和平衡原则。     

宽容的底线: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性向度

当下,世界各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已然表现为非刑罚化以及适用灵活程序的特性。与此相适应,中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部分改革甚至超越了现有法律的框架。对此,理论与实务界对现行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不同观点博弈背后的实质是当今刑法学界存在的实质刑法观与形式刑法观之龃龉。对当下中国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中出现的不同观点进行剖析,找寻其应然的理性向度已成为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