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证据种类的划分

证据形式问题属证据法的基础问题。从法律上看,《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分别规定了七种证据形式,构成了我国的证据种类体系。证据种类的划分是证据发挥其证明作用的前提,也是世界各国证据理论上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证据体系,一方面使证据种类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逻辑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审判的进行。     

论我国民事证据收集与调查之法理及制度完善

在我国，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对民事证据规则仅仅停留在一般规则意义上的分析，即仅仅注意了规则逻辑上的自治性和经验上的合理性。因此，不仅缺乏对证据规则之法理的考量，而且缺乏把证据规则与诉讼结构相结合的思想。民事证据收集和调查制度亦如此。所以，完善其制度必须根据其法理来界定民事证据收集和调查的含义，并将其法理与诉讼结构相结合来构建正当性的证据制度。     

刑事证据印证的证据矛盾向度:误区与辩正

在规范层面,我国刑事证据印证作用于单证印证与全案印证两个领域。从理论层面梳理,刑事证据印证可以划分为证据印证向度与证据矛盾向度。在两大向度的权衡中,证据矛盾向度处于弱化态势,由此导致证据印证在规范与实践中频现误区。从动态视角来看,现行制度误区主要包含证据收集、证据确定与证据审查阶段的证据隐患。基于此,为推动刑事证据印证合理化,需要重申证据矛盾向度的重要性,从证据收集、证据确定与证据审查角度加以完善。     

浅论行政程序证据制度

行政权力扩大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为了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和控制行政权,很多国家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并纷纷出台行政程序法。为了实现程序正义,就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为符合有关的证据规则。依法行政、依法控权、保障人权是行政程序证据制度产生、确立、发展的内推力。实行不同于现行司法证据规则的证据体系,确立行政程序证据的本质及特性,更有助于行政行为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合法与合理的衔接,促进社会和谐。     

论我国刑事证据体系之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种类不能全面概括司法实践中起证明作用的材料,建议立法补充相应的证据种类。刑事诉讼讼规定的各种子证据的归类和排序存在缺乏逻辑性和实用性的问题,应当进行调整。     

论计算机证据的有关问题

随着网络经济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的应用日趋广泛 ,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犯罪对象和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犯罪工具的各类新型犯罪不断出现 ,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打击和防范计算机犯罪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 ,作为打击犯罪的关键 ,计算机证据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容回避的。     

论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

本文从各国对待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的不同态度出发 ,考察了在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法律规定及实践做法 ,分析了背后蕴涵的理念基础 ,从而 ,力图为我国在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取舍方面寻找合理又合情的理论基础 ,并对具体制度的建立提出建议。     

论证据与证据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以电子证据的可信度危机为论证起点

电子证据现象反映了证据的可信度问题即所有证据形式都会被修改,所有的证据形式都面临着可信度危机。证据的可信度除了与证据的取得过程有关,还与证据提供者的可信度有关。在证据取得过程合法的情况下,证据的可信度将直接取决于证据提供者的可信度。     

加拿大证据排除规则之确立与演变

加拿大的证据排除和英国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加拿大旨在维护司法荣誉,英国旨在程序正义,在理念上,二者皆以人权保障为目的。1982年加拿大通过《权利与自由宪章》,其中包含有"救济",即第24条(2)的内容,如果发现对被告的宪章权利有所侵害,因此而获取的证据即会被排除。在多年的适用过程中,最高法院以一系案例为基础对24条(2)进行解释,分别衍生出了客观证据与自我归罪的证据、参与性与非参与性证据、可靠与不可靠证据等。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价值尖锐冲突.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考察来看,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应当是非明文不排除.     

也谈走出证据概念的误区

用“根据”来定义“证据”有循环定义之憾，最好还是用“事实”来定义。事实也是中性的概念，其中立性源于事实的客观性。对证据客观性的理解应该具有两个方面：证据材料的物质属性和证据事实反映案件事实客体的联系性。司法证据应该具有求真的价值取向。深入研究证据，应该区分证据事实、证据材料等下位概念。证据材料是证据事实的载体。证据材料的不确定性和待证性，使其在判决和定案阶段的材料还是证据材料，而不是证据事实本身。证据事实具有认知性，并不等于客观的案件事实。诉讼证据的法律性，使法律证据的主观性更加明显。辨析证据概念，应该具有批判的学术精神。     

论检察官的证据意识

忽视证据或者不准确掌握和理解刑事证据的采信标准,就无法保障法律监督活动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因此,检察官不仅要树立科学的证据观,而且要掌握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应当严格把握证据的关联性,严格审查证据的可采性,以及注重证据的证明能力。     

中国民事证据立法的立场表达——读汤维建教授的《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立场》

在《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立场》一书中，汤维建从“以证据文化诠释证据制度，以证据制度型构证据文化”这一学术视角出发，对已经开始且正在经历重大历史性变迁的中国民事证据制度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且论证有据的回答，并在压台部分附以蔚为可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建议稿），做到了专题性研究和体系性建议的良好结合。该书将对提升相关理论研究水平、推动立法进程、影响司法实践产生引领性的积极作用。     

论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何取舍和运用刑事非法证据 ,涉及到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两大法系中很多国家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态度不甚明确 ,因此必须完善有关立法 ,制定配套制度 ,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民行申诉案件新证据的司法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179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可以看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认可新证据作为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条件。该条中出现了新证据的提法,《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4条将再审"新的证据"定义为原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这一规定属于限制性解释,其本意在于严格控制再审新证据的范围。     

论客观性证据中心主义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推崇主观性证据中心主义,由此形成了“口供中心主义”,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从而产生的冤假错案也饱受诟病.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提出,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响应,各地公、检、法机关也纷纷开展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比主观性证据与客观性证据,发现主观性证据在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司法公正方面不及客观性证据可靠,因此应当转变证据审查重心,实现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的诉讼模式.     

论非法证据的效力与判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许多国家已确立,但我国对非法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非法证据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的特质,往往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助于揭露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有时会陷入两难的境地:采纳非法证据能够证实犯罪,却等于默认执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及后果;排除非法证据则会导致指控犯罪乏力,甚至使罪犯逍遥法外。在刑事侦查中警察正确把握非法证据的效力对于规范刑事司法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试论审查起诉环节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近年来,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深入人心,以刑讯逼供等方式非法取证现象虽有明显改善,但实践中仍在很大范围内存在非法取证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深层次和多方面的。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其对于排除非法证据、保证案件质量、防范冤假错案以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事证据基本属性新阐释——应用论视角的证据价值、功能、工具定位

证据的基本属性问题是证据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证据属性的明确不仅和证据概念、证据分类这样的理论研究有关，更关系到证明标准的建构和判断、以友证据规则的设置与执行。唯有从自然和人定两个方面对证据属性进行把握．才可能较为理性地回答学术界已经提出、但仍然存在着极大争议的有关刑事证据的基础理论问题。此视角也才能够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