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忧与出路:检察院“捕诉合一”模式的思考

在检察系统内设机构改革的背景下,许多检察院将侦查监督与公诉两部门合并为刑事检察部(处、科),捕诉关系回归以往的"捕诉合一"模式。尽管国内一些学者对此做法并不赞同,但在"试点即意味推广"的司改语境中,全面推广"捕诉合一"模式已是定局。然而,"捕诉合一"模式可能带来非法证据排除更为罕见、证明标准区分更为困难、侦辩权力(利)更为失衡、批捕追诉化更为明显的隐忧。为此,应当从重新审查关涉定罪量刑的三类证据、提高批捕案件的质量、完善值班律师制度、改变检察官绩效考评的权重、强化检察官的内外部监督五个方面作出回应。此外,从长远来看,应当以"捕诉合一"模式的实效为标准,在考量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检警一体化"或者"批捕权回归法院"两种未来方案。     

司法改革背景下“捕诉合一”的推行动因、困境与改革进路

最高检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即为解决当前检察系统内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而这一矛盾被激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员额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检察系统内办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且办案工作量还有了大量的增加。尽管"捕诉合一"改革有助于解决当前检察院办案压力骤增的压力,但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当前应强化外部监督措施,并改良其他制度以削弱检察院对"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需求。     

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运作原理及实践完善——兼论捕权上提的影响及应对

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推行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是刑事诉讼“互相配合”原则的具体体现.捕权上提改革开展后,给该机制的运作带来诸如办案时间紧张、不捕率上升等问题.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捕权上提,整合控诉犯罪资源、采取措施,完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     

捕诉合一办案机制研究

现行捕诉分离制度存在弊端,捕诉合一制度是检察机关进行内部制度改革的有益尝试.实行捕诉合一制度可能带来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检察机关“捕诉合一”模式及完善进路

在新的一轮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捕诉合一"模式作为一项检察机关内部司法职权的调整,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度关切。学理界大多学者担心采用"捕诉合一"的办案模式之后,会否定逮捕的独立价值,混淆逮捕与起诉的条件从而导致逮捕权的滥用,同时由于主体的合一会在客观上减少一层内部监督,从而增加错案的可能性。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其在司法实践层面提升办案效率、推进两法衔接、助力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应立足理论与实践回应"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诸多质疑,从而总结归纳出"捕诉合一"模式在我国的完善进路。     

捕诉引导侦查机制研究

捕诉引导侦查机制是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机关为适应新的庭审方式,保证案件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加强与侦查机关联系的有益尝试.但在具体实践中,捕诉引导侦查缺乏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各地的具体做法也存在许多不足,有必要对捕诉引导侦查的理论基础及机制构建重新审视.     

捕诉一体模式下双向通报机制的建构

在“捕诉分离”案件中,由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分属于不同的检察部门负责,客观上导致侦查活动存在一定的“监督盲区”,这既不利于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有效开展,也不利于侦查监督力量的有效整合,同时也不利于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要求。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通过在“负责逮捕的检察院”与“负责起诉的检察院”之间建立“双向通报”机制,明确各自在不同办案环节的职责,重点解决“捕诉分离”案件中侦查监督工作出现空白的问题。     

捕诉工作协调监督机制研究

捕诉工作协调监督机制反映了检察机关内部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的一种分工协调关系。加强捕诉协调监督机制建设是检察机关业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捕诉衔接,促进捕诉协调,形成捕诉互补办案机制,是提高刑事办案质量及诉讼效率、发挥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方面整体效能的重要方面。     

“捕诉合一”视域下侦查监督的路径偏差与改革回归

检察机关监督侦查活动是防范侦查权滥用、推进公正司法的重要制度安排,捕诉一体化办案模式的推行影响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加强了检察院对于侦查活动的监督效力。但是,新办案模式下侦查监督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运行偏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捕诉合一"视域下,通过平衡检察机关办案节奏、推广智能化监督方式、落实司法责任制以及探索建立侦查监督"案件化"办理模式等措施,实现新形势下侦查监督的改革回归。     

捕、诉、防一体化的实践与思考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性 ,上海市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捕、诉、防一体化的办案模式和工作机制 ,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捕、诉、防一体化工作机制的深入开展亟需法律法规的健全、机制的理顺 ,同时要和审判改革、检察改革相统一 ,也需要有一批专业的稳定队伍     

逻辑的转换: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调整与捕诉一体

了解检察体制的基本逻辑和逻辑的转变，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检察体制存在的问题、改革的空间和未来的走向。本文分析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带动的内设机构调整的法律监督根本职能这一逻辑起点，以及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拓宽法律监督渠道的努力，指出“法律监督”是一个具有纵深性的、涵盖面很广的概念，人民检察院未来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层面的作用得到重新认识，“法律监督”的范围还会有进一步拓宽的机会。另外，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中原本存在组织法逻辑和诉讼法逻辑，在刑事检察领域是按刑事诉讼法逻辑建构内设机构的，当前的内设机构调整体现了以刑法逻辑取代刑事诉讼法逻辑，“捕诉一体”就是这种逻辑转变的结果。内设机构调整，有望为“捕诉一体”的学术争议划上一个句号，但是这一争议含有的刑事诉讼意义上的专业化问题仍然值得重视。     

未成年人刑罚执行监督的困境及建议

未成年犯的特殊性要求人民检察院在刑罚执行监督时根据未成年犯的特性,确定监督重点。有效地实现对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的监督关键需要刑罚执行机关和执行监督机关加快专业化进程。检察机关探索由未检部门负责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构建"捕诉监防"一体化模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捕诉一体"优化"案-件比"的探索与完善 ——以重庆市检察机关司法实践为例

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司法责任制中的关键性举措,也是保障检察监督质效的重要措施.从实务角度探析,依托"捕诉一体"办案工作机制优势,对优化"案-件比",提升办案质效有着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退回补充侦查率逐年降低,审查起诉期限逐渐缩短等方面.针对司法实践中暂时还存在的主导责任发挥不充分、法律文书缺乏有效的释法说理等问题,应从做实提前介入、做好侦检衔接,加强条线指导、强化类罪分析,提升办案效能、打造专业团队,优化检务管理、实行科学考评等方面进行完善,探索构建"捕诉一体"机制中的刑事检察办案质效提升制度,务求完备,力臻实效.     

配合与制约:检察机关捕诉关系探讨——完善捕诉督衔接机制,确保诉讼监督职能实现

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是检察机关的重要业务部门,承担了刑事检察的主要职能,两部门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检察权配置、检察内部制约监督机制等检察制度改革方面理论探讨的基础和热点,受到理论界、实务界关注。在现行刑诉法体系和检察制度的框架下,批捕权、公诉权实现配合与制约实有必要,构建和完善捕诉督衔接机制,以加强批捕权、公诉权的配合与制约,最终达到强化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的目的。     

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中的法律帮助权探微

自《监察法》颁布实施以来,原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为调查权。因涉及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启动调查程序的差异,移送审查提诉仅能以职务犯罪调查为前提。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的启动均存在适用留置措施以限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情形,其性质上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极为类似,而原《刑事诉讼法》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权适用条件不复存在。在监察调查程序实施的精细化阶段,立法应有条件地赋予公职律师或其他主体在职务犯罪调查阶段有限的法律帮助权;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或其他主体应明确刑事诉讼辩护人职责本位以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     

审判中心视角下侦查机关的证据供给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从表面上看是强化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实质上是强化证据的审查和判断,严格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和直接审判原则是其题中之义。侦查机关承担着收集证据的重要职责,其证据供给质量直接影响刑事诉讼的运行状况。从证据审查实践来看,侦查机关取证问题主要集中在取证不全面、取证不规范和取证不严谨三个方面。侦查机关证据供给乏力存在多种证据表现,包括笔录类证据制作、书证提取、讯问、鉴定检材的提取和邀请见证人制度等方面。为了强化侦查机关的证据供给,需要围绕证据审查制定举措。除提升侦查机关全面取证、规范取证和严谨取证的自觉性外,还应当加强侦查人员以外的外部审查,通过创新证据审查机制来保证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供给质量。     

中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政策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政策是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并服从于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总体价值目标.强化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政策的研究,既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也有助于构建有别于成人司法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政策经历了依附期、显现期、成型期三个阶段,其少捕、慎诉、少监禁、双向保护的核心内容蕴含着丰富的少年司法理念.在检察机关针对未成年人案件所形成的“捕诉监防一体化”权力运行模式下,应当注意福利性和惩戒性相结合,强化有关配套设施建设,发挥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促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健康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