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危人群管控系统建设

下岗失业人群、外来流动人群是我国的两类高危人群。高危人群引发了大量的治安问题,我们应当加强高危人群管控系统建设,重点建立网上源头信息管理机制、网上作战机制,网上管制机制,全面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     

信用卡诈骗案件侦查方法研究

面对侦查实践中存在的信用卡诈骗犯罪升级与打击能力不足的矛盾,探索标准化、精细化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侦查方法,是提高办案效率、提升打击能力、全力维护金融安全的现实要求。应在全面把握当前信用卡诈骗犯罪基本形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基础排查法、视频信息分析法、通讯信息追踪法、网络搜索查证法和高危人员排查法,以期实现对信用卡犯罪的有效控制。     

试论打击“盗抢骗”犯罪之高危人员动态管控方法与途径

打击"盗抢骗"专项行动是深入推进落实打击犯罪新机制的重要举措,是应对当前侵财案件高发低破的必然要求。其中对涉案高危人员(群)的动态管控是由传统刑嫌调控措施演绎而来,是向多元化侦查模式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打击"盗抢骗"犯罪的重点。针对目前高危人员(群)管控工作存在的问题,必须全面采集高危人群数据、强化网上调控措施和创新研判技战法等途径予以坚决。     

完善治安管理控制机制是中心城区降发案的关键

中心城区的治安管理是坚持安全、文明与稳定有序并重,以管理和防范为主的秩序管理。控制犯罪就要通过防范、管理、打击、震慑来减少犯罪人口和犯罪机遇;要围绕强化社会面治安控制力度,把健全打击“二次流窜犯罪”治安管控机制作为降低中心城区发案的关键。为此,要从中心城区的治安实际出发,优化各项管理运行机制,增强辖区整体预防能力;社区警务工作必须精细化;基层基础工作体系也要与动态治安管理相结合并有效服务于现实斗争。     

大数据背景下的“盗抢骗”犯罪及打防对策

当前"盗抢骗"犯罪总量居高不下,地缘性团伙犯罪突出,犯罪手段复杂多变,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能力及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此类犯罪打击及预防的难点主要表现为案件发现难、突破难、取证难、证明难、诉讼难、追赃难。在大数据背景下,打击"盗抢骗"犯罪应树立以刑侦专业情报研判为基础的精确打击意识、以小串大整体打击的经营意识以及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意识,建立合成作战机制、快速反应机制以及专群结合机制;管控"盗抢骗"犯罪应加强高危人员管控、高危车辆管控以及销赃渠道管控;预防"盗抢骗"犯罪应加强大数据预警、宣传教育以及技术防范工作。     

高危人群的识别和控管研究综述

根据目前高危人群的犯罪形势，加强公安机关对高危人群的识别和控管势在必行。国内对高危人群犯罪的研究工作在部分基层公安机关曾有初步尝试，然而缺乏必要的理论和系统的实证研究。综合专家的论述，影响社会治安的高危人群，一是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二是外来人口中的“三无人员”：三是具有再犯风险的归正人员：四是涉黄、涉赌、涉毒人员；五是具有不良倾向的无业人员和失地农民。应做好高危人群的管控工作，建立健全、科学的高危人群管理机制非常重要。要抓好公安基层的基础工作。其中流动人口的管理应列为工作重点。     

多发性侵财犯罪的打击与预防对策

当前多发性侵财犯罪始终呈现高发态势,团伙性、地缘性犯罪、职业性特征突出,智能化程度高,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跨区域流窜、系列犯罪特征明显。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存在的困难及问题主要包括规模化打击缺乏,传统侦查手段弱化,协作配合不够,基础信息支撑薄弱等。公安机关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基础信息采集、规模化侦查打击、合成作战、协作办案、深挖犯罪、视频侦查等打击机制,做好大数据分析、宣传教育、技术防范等犯罪预防工作,加强重点人控制、高危车辆控制、阵地控制、寄递渠道控制。     

对加强高危人群识别与管控之策略

对高危人群的识别与管控是犯罪预防的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对高危人群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与分类。文章尝试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识别与评估犯罪的高危人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高危人群概括为三个类别:具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流动人口以及刑满释放的归正人员,并分别对这三种高危人群的管控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高危人群的分析研判

高危人群的分析研判是应对复杂多变的犯罪形势的需要。社会在发展,思维在进步,高危人群分析研判体系与程式亦需进一步完善。当前,对高危人群的分析研判理论研究不够充分、程式单一,且可操作性较低。高危人群的分析研判应当根据人身危险性识别、分层分类识别、数据分析、区域归类等方法划分出危险人群,并建立可操作性的危险等级评估体系,将研判出的不同等级的高危人群进行分类管控及应对,达到控制犯罪和破获案件的目的。     

打黑除恶信息化的实践与思考──以玉环“一网打黑”系统为例

信息主导警务是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发展趋势,推进打黑除恶信息化是应对动态复杂打黑形势的有效途径。玉环县公安局牢固树立"主动发现、源头管控、精确打击"理念,探索创新"一网打黑"系统,设置情报搜集、分析研判、层级管控、团伙打处等4大板块13个子项目,通过便捷操作、规范管理、智能研判,主动搜集人的信息,全面分析人的关系,有效管控人的动态,精准打击人的犯罪,切实提升了信息化条件下打黑除恶工作水平,并从中得到了打黑除恶信息化必须坚持系统建设的持续化、系统管理的规范化、系统操作的便捷化、系统界面的个性化、系统运作的互动化等体会与启示。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