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成因论

从司法实践看，疑罪成因主要有刑事案件的复杂性、判定主体的局限性、司法工作的失误性和客观方面的制约性等方面。明了疑罪成因，司法人员明确疑罪是一种客观存在，从而在实务中勇于正视而不是回避疑罪问题。针对疑罪的成因，采取完善刑事诉讼机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水平、增强侦查科技含量等相应措施，可以有效地防范人为造成的疑罪的产生。     

浅谈法的价值共识与制度设计

中国法治进程中突出的问题表现在法的社会效果的缺失或者说对"法的实质合法性"的质疑上,达成法的价值共识无疑是解决这一悖论的最好方式;制度法学的制度道德论破除了价值共识的神秘外衣,以交往、辩论的程式规范价值共识的方法值得借鉴;借用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范式"的理论作为实现法的价值共识的程序性要求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法治与改革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

改革与法治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两条主线,改革和法治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如影随形,相伴而生,彼此促进,相辅相成。改革初期是"先改革、后立法,以改革推进法治",新时期是"先立法、后改革,以法治推进改革",依靠法治凝聚改革共识、完善改革决策、规范改革行为、固定改革成果,让改革始终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成为新时期改革与法治良性互动的必然选择。系统梳理改革开放40年以来法治与改革的历史演变,分析目前法治与改革良性互动面临的问题,探究如何实现法治与改革良性互动,是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课题。     

论疑罪之成疑规则

事实认知上的疑罪。是指司法指控已在程序上形成,但是罪信念无法达到起诉标准或无法达到定罪标准,罪行主张既不能被证实又不能被证伪的状态。研究疑罪的成疑规则,实际上是研究定罪规则的反向表述。疑罪的成疑标准须平衡处理一对矛盾;为了集体安全,疑罪标准要提高;为了个人安宁,疑罪标准要降低。规则是司法经验积累的结果,成疑标准应当建立在历史理性的归纳之中。     

以法治中国建设凝聚改革共识

全面推进和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要注重以法治中国建设来建立和凝聚改革共识。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要求是推进科学立法、实行严格执法、实现公正司法、做到全民守法。以法治中国建设凝聚改革共识,需要以法治凝聚改革的价值、目标和路径共识,以法治建构改革中的利益共识,以法治建构改革主体行为取向的共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重建法治价值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已成为改革"深水区"的必然选择,并承担着重要的时代使命。这必然要求从制度体系到法治政府、司法机制、法治价值、法治队伍、法治观念等诸多方面的系统性、体系性变革,其中法治价值观的重建则至关重要。因此,应立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转向,把握法治多样性、法治底线与法治共识,构建具有兼容性与特色化的"两重"结构的法治价值观,并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基本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     

论疑罪刑事政策

疑罪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严重困扰着司法机关及时办案,也关涉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案件的公正处理。我们对疑罪要坚持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忠实于事实真相的慎处、酌处的指导思想,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公正与效益并重的价值目标,实行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正确区分和把握疑罪刑事政策与相关刑事政策的关系,进一步延伸疑罪刑事政策新领域,并且将疑罪刑事政策的具体要求贯彻到立法、司法、刑罚执行活动中,实现对疑罪的科学处置。     

疑罪抉择与无罪推定

一、疑罪是不能确证之罪 疑罪是诉讼过程中出现的状态。一般来说,从怀疑到定罪,中间过程都属疑罪存在的一种方式,但是引起认知不满足的是这种状态到认定的时候仍在主观上不能结束,这是学理上更为关心的疑罪。疑罪包含的内容就是疑难,其一是事实方面有悬疑,其二是法条上难以论定,另外,事实与法条纠缠产生的     

法治中国与法治的公信力

"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能在根本上保证"中国梦"的凝聚力。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通过公信力的视角省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法治公信力的主旨是通过系统化的渠道最终实现法律主体博弈的均衡,在理念上涵盖着思维与方式两个层次。法治公信力的建构通过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法律权威的塑造;二是信号传递机制的完善;三是信任机制的改进。在当前深化改革的大趋势下,改革共识达成的法治进路,应通过公信力的视角予以反思。     

刑事诉讼中疑罪案件处理的几个问题辨析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在案件的实体处理上的体现。准确界定疑罪案件是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前提和关键。疑罪从无原则不仅适用于审判阶段 ,也适用于侦查和起诉阶段 ,但效力不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能彻底贯彻疑罪从无的精神 ,如二审程序的立法有悖于这一精神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给其予以重大冲击。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