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质证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质证是刑事庭审的中心环节。质证是控辩双方针对刑事庭审中所提出的证据进行质疑、辩驳的诉讼活动。由于当前侦查技术水平的限制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因此对证人证言的质证在我国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质证是庭审的必经程序,但由于立法过于原则,规定过于粗疏,导致庭审质证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完善我国证人证言质证制度。     

浅议现场指纹的证明力

现代世界各国均十分重视指纹技术在刑侦工作中的应用,而庭审认证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的,这就要求在证据法中不仅要规定举证、质证、认证等证据规则,而且要设置一些有关证明力的规则。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证明标准以及相应的保障是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当务之急。     

现场指纹的证明力不容置疑

现代世界各国均重视指纹技术在刑侦中的应用,庭审认证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所生之物。确立科学合理的证明标准以及相应的保障是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当务之急,在证据法中不仅要规定举证、质证、认证等证据规则,而县要设置一些有关证明力的规则。     

交叉询问——辩护职能的基石

交叉询问是落实保护刑事被告质证权的重要装置,是当事人主义模式中具有特色的诉讼制度。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控辩职能,庭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化,如何在刑事庭审中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文章分析了交叉询问对辩护职能的价值,对我国刑事诉讼交叉询问的现状、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交叉询问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实践反对理论——对《比较刑事诉讼法》中部分观点的置疑

陈瑞华教授最近一部学术力作《比较刑事诉讼法》就令状制度在两大法系国家侦查阶段的运用,意大利与日本法庭调查取证范围控制权的归属问题及日本庭审中的交叉询问程序主导权问题进行了详实地论述,其中部分观点值得商榷。希望通过对部分观点的探讨能深化大家对此问题的认识,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构有所帮助。     

交叉询问制度之构建

审判中心语境下要将庭审作为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心证形成的中心阶段,关键在于庭审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对于认定事实的言词证据进行交叉询问。因此,应当坚持证人出庭为前提,通过增强辩方的辩护技术提升质证质量,从而发现事实真相。同时,宜适当借鉴域外之诱导性询问规则,探索构建符合中国本土司法情境下的交叉询问制度。     

我国刑事庭审中的交叉询问制度研究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质证规定了若干交叉询问的因素,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交叉询问实际上是举步维艰,英美法国家的交叉询问制度能够良好的运作,是有一整套制度规范作为保障的.而我国刑事法律规范中缺少这些制度规范,因而我国的交叉询问可以称为形不似神亦不似,实际作用也大打折扣.有必要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交叉询问制度,以保障被告...     

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与交叉询问制度的确立

随着我国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已由超职权主义的模式 ,转变为以职权主义为主 ,兼采当事人主义的“混合式”诉讼模式。诉讼模式的转变对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确立交叉询问制度提出了必然要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的询问证人的方式与我国已经确立的“混合式”的刑事诉讼模式是不协调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为询问证人方式奠定了基础 ,但该询问方式仍存在缺陷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交叉询问制度是必要的 ,从交叉询问的顺序、范围及应遵循的规则三个方面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交叉询问制度。     

试论交叉询问艺术--兼谈刑辩律师的基本功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所有的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交叉询问就是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交叉询问是刑辩律师在新的控辩式庭审方式下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是衡量刑辩律师的辩护艺术和技巧的重要指标.     

浅谈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有条件地不出庭质证

浅谈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有条件地不出庭质证薛伟良李文军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刑事诉讼在进入庭审阶段后，法庭审理将由“纠问式”变为“控辩式”，即庭审阶段以控辩双方陈述、相互发问和举证、质证为主要内容。刑诉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规则：检讨与重构

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制度中无论是原则性的证据规则还是具体性的证据规则都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予以确认，但是对其涉及的特殊性的证据规则鲜有涉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证明标准应采取定罪证明标准与量刑标准相互区分的双阶标准，以充分体现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特殊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具体性证据规则，包括侦查阶段重点重构有关保障认罪自愿性的取证规则；起诉阶段的具体性证据规则突出认罪认罚的量刑合意证据规则；审判阶段的具体性证据规则要体现事实审查和自愿性认罪的双审查具体性证据核查规则以及认罪撤回的证据规则。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规则的立法路径上，必须考虑中国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将证据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将实体性证据规则与程序性证据规则有机统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文本中。     

浅议我国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规范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一般规则虽已作了原则性规定,但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做法对刑事诉讼中收集、采用、审查、认定和运用证据的一般方法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以便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公正。     

行政执法证据刑事司法化的现实性浅析

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层面上首次对行政执法证据司法化予以肯定,但是行政执法证据如何向刑事司法证据合理转化,转化后司法机关如何使用,以及证明效力的延续性等我国法律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难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文章分析了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转化的必要性和证据转化的种类、方法、规则等,并提出对司法实践具有积极意义的证据转化制度。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实体限制规则研究

由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未设计严格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与证据规则，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再审程序启动随意，加之未对“有利被追诉者再审”与“不利被追诉者再审”进行区分，刑事再审程序对被追诉人权利构成极大威胁。应区分实体法中的犯罪事实与程序法中的犯罪事实，以公诉事实的指向与裁判事实的效力为逻辑起点，以刑事诉讼法中之犯罪事实单一性、同一性为理论工具，对我国刑事再审“事实”与已裁决“事实”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实体限制规则。     

从"佘祥林"案反思刑事赔偿制度之缺陷

"佘祥林"案暴露了我国刑事侦查、审判及国家赔偿程序中的诸多问题.从赔偿法角度考察,该案反映了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确认"前置程序、赔偿标准、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等规定方面的不足.我们应反思现行刑事赔偿制度之缺陷,全面革新"确认"前置程序、提高赔偿标准、重置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以期更好的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海峡两岸刑事证据制度比较

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是大陆诉讼制度中亟待完善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在近年来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根基上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逐渐确立了融合两大法系之长的折中主义诉讼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对海峡两岸的刑事证据立法、刑事证据规则及刑事证据证明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为大陆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     

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担的依据

证明责任分担依据决定着各诉讼主体对证明责任的承担,并决定着诉讼的最终结果.在刑事诉讼中,传统理论对证明责任分担依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诉讼法领域中进行.事实上,我们从世界各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担的现状中可以看到,控方一般只对犯罪本体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而对排除犯罪成立的要件包括"阻却违法事由"与"阻却责任事由"则由辩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上述分配实际上根源于实体法领域犯罪构成的推定机能,正是这种推定机能使得证明责任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了合理地分配.     

论我国刑事侦查中的留置

作为一项于刑事侦查中应用普遍的剥夺人身自由措施,留置手段一直被排除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视野之外。这一现象的存在有损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尊严。因此有必要从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系统内部缺陷及相关外部制度的缺失两方面入手,探讨我国刑事侦查中剥夺人身自由措施的配置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及其启示

民国各省颁行的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对中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初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革命根据地颁行的刑事诉讼规则所确立的一些原则和制度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影响。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的制定有利于增强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性,有利于加强公民权利的保障,对于解决具体问题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对于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起着重要的探索作用。我们应当正确对待仍将长期存在的中国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     

试论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

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与犯罪成立之判断密切相关。两大法系国家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均要求控方承担积极构成要件证明责任,而由被告人承担某些特殊事实的证明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缺乏对刑事证明责任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控方对犯罪成立几乎承担着全方位的证明责任。为平衡不同利益,对部分犯罪中的特殊事实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是合理且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