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再认识

法治是由观念理论形态的的法治和制度形态的法治两部分构成的。其中观念理论形态的法治表现为法律学说、法律心理、法律思想体系及法律精神。制度形态的法治由观念形态法治的精神和原则所决定，并贯穿于整个法律及制度的各个环节建立、程序的设定和运作之中，维护和促进观念形态法治的转化及实现。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实现

十八大报告首次要求领导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执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内涵包含了法治的价值取向。要实现这一要求,必须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增强领导干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改革干部考核机制,使具有＂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式＂的干部受重用;必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保证法律规范切实可行,实现＂善法＂之治;必须着力解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必须落实＂规则公平＂,保障程序公正,完善权利救济渠道;必须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     

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提升执政能力,是新时期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由政法思维转向法治思维,由权力主导转向权利本位,用法治方式消解革命方式的社会管理创新,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变革.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应该与法律方法论结合起来,以避免出现背离法治精神的误读.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法治如何实现的方法论基础,因而必须在法治战略上或者法治意识形态上,坚守法治的基本精神和核心意义,将法治进行到底.     

“法治社会”命题的理论澄清

自"法治社会"的命题在中国被提出以后,学术界与实践中出现了将法治社会解释为国家公权力运用法律来管制社会的现象,这无疑忽视了法治社会的本质。法治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它的提出源于执政党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的检讨以及对法治内在的社会面向的重视。完整地说,法治社会包含社会自治与权力制约两个面向。一方面,法治社会通过国家的立法与社会的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规则实行社会自治,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治社会为法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制约公权力的外部机制,法治社会是法治政府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各类社会组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法治的建设进程中,法治中国的愿景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重建法治价值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已成为改革"深水区"的必然选择,并承担着重要的时代使命。这必然要求从制度体系到法治政府、司法机制、法治价值、法治队伍、法治观念等诸多方面的系统性、体系性变革,其中法治价值观的重建则至关重要。因此,应立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转向,把握法治多样性、法治底线与法治共识,构建具有兼容性与特色化的"两重"结构的法治价值观,并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基本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     

“微时代”青少年法治素养存在的问题及提升路径

"微时代"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以"微媒体"为特征的社会。"微时代"青少年法治素养出现了诸多新的特点,集中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法治素养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凸显了青少年法治素养存在的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从立法、执法、网络监管等层面强化治理能力,切实提高青少年的法治素养水准。     

用“法治之理”塑造中国法理学

自法理学引入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法治之理"尽管高度被强调却仍未得到有效重视。与之相随,法理学科以及研究者的身份地位也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法治之间来回摇摆。然而,在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法治之理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法学原理的政治行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支撑,中国的现实社会也需要用法治之理进行打量和改变。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作用来看,我们只有在构建了成熟的法治之理基础上,才能用法治理想改变中国。在此过程中,需要基于法理学科和法理学者的身份焦虑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需求,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问题和思维方式上的缺陷进行反思。     

我国古代法家“法治”思想浅析

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包含着以法为本、因时而制、明白易知、刑无等级、强国富民等内容,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意义的契合,对现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距甚远,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的障碍.因而对法家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为今用.     

“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及其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市民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具有相对独立的领域 ,黑格尔第一次从理论上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 ,马克思第一次正确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有积极意义。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应该是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的法治必然建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良性互动关系基础上 ,并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试述先秦的“法治“理论

本文将先秦法家的法治理论概括为四个支柱,指出其“法治”之前提是人治。其依法治国思想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     

从运动到法治：“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趋势

“严打”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 ,在打击刑事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障社会安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该政策从确立到成型再到发展至今 ,经历了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从不健全到基本健全的过程。因此 ,在该政策的形成与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相适应的问题 ,集中表现为“运动”模式的色彩过浓。但该政策的生命力是不应否认的 ,应当有所作为的是 ,将“严打”从“运动”引向“法治”轨道。     

从“法治中国”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时代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性政治实践经历了革命性实践、发展性实践的历史演进,已进入了当代中国治理性实践的时代方位。法治方式是当代中国治理实践的基本手段,法治文化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时代特质。培育法治精神、建立法治体系、养成法治行为,代表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时代创新的三大维度。     

“中国法理学”的特点及修辞方式的改变——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研究之二

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法理学者的任务之一。然而,由于传统法理学对法律、法治的研究等采用"求真"、"求是"的姿态,再加上革命性的批判精神,因而"直白"的叙述方式成了中国法理学的明显特征。在法理话语体系中含有较多的阶级性、工具性以及国家权力色彩,权力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的张扬。要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水平,就需要改变传统法理学的叙述方式、消解权力话语与法治话语的矛盾。还要注意假言命题(诸如,法律的独立性、一般性、体系性等)对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过度接受后现代法学等对假言命题的解构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话语权的形成。     

“法治”初探——中西“法治”概念之比较

法治建设应该首先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要素。由于哲学基础、社会结构、国家形态的不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虽然有"法治"这一用语,但在概念上与西方通用的内涵大有差异,体现了背后法律思维趣味的不同。中国不曾有过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法治概念在中国出现才仅仅有百余年历史,我国法治精神的培养和法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精神培植:“六五”普法繁荣法治文化的前瞻思考

法治文化的建设传播是普法工作的基本任务,对促进公民法治人格的养成、规范公权力的法治化运行、推进我国法治化的进程等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六五"普法依法治理期间,应更加重视法治文化的建设和繁荣,通过法治文化理论研究、法治理念宣传教育、法治教育载体拓展、法治文化环境建设等可行途径,使人们在法治文化的浸润下将法治精神根植于内心,指导人们合法行为习惯和模式的养成。     

审视法治背景下的“私了“

本文试从“私了”与法治的角度,对我国“私了”这种特有概念重新进行反思,以期能对当前我国实现法治现代化有所贡献。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法治经济”探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的提出,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完善指出明确思路。本文探讨了法治经济的内涵与特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发展法治经济的重要意义。     

现代新儒家的“法治国”面向——以贺麟为例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贺麟,其法治观念在强调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孔孟程朱陆王的心性儒学时,也注重借鉴、吸收古代以及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是中西与古今交汇的产物。对贺麟法治思想予以深度探析有助于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本土智识资源。     

关于“以德治国”的理性思考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经济基础决定,又对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反作用.道德具有认识功能、调节节能、教育功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道德的功能,加强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