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研究在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运用

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是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由于中国公共组织运作的特殊性等原因,在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引入叙事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应该针对适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     

强纲领--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说明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是在社会学语境下的对于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消除了其客观性的基础,认为“社会因果关系”在理解科学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社会因素(或原因)总是存在于科学之中,而且是决定性因素。     

叙事:青年研究从对策性到解释性转型的建构进路

与传统的对策性研究或者理论模型创设有所不同,黄海研究员出版的著作《“灰人”:德村街角研究》、《灰地——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7》用叙事这一方法,对“街角青少年”和红镇“混混”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少年群体进行了描述性的叙述和解释.这种以解释性为主的叙事研究,为青年研究如何摆脱以对策性为主的学理困境开创出了一条解释性的建构进路.     

中国社会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述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杂志编辑部邀集在京的部分社会学家,于11月6日举行了“中国社会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史的上限是1891年。这一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聚徒讲授“群学”,亦称“人群学”,这标志着社会学传入中国。从这一年起,社会学在我国历经曲折的道路,毁毁誉誉,目前已届百年。     

中国法律社会学的知识建构和学术转型

在一定意义上 ,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是“反法治”的问题 ,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提倡以研究进路而不是学科 (部门法 )划分来切入法律问题的讨论。中国的法律社会学有从传统的法律理论研究向经验研究转变的趋势。推进法律社会学研究就要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心 ,提倡问题意识、学术本土化、以地方性知识为观察视角、坚持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 ,从而建立自己的学术研究传统。     

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经典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的最初形态 ,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儿 ,用吉登斯的话来说 ,是与“现代性”(modernity)共生的现象。经典社会学的产生受到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双重影响 ,而它的断裂及由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的转变 (所谓“经典社会学”向“现代社会学”的转变 )则与两次世界大战休戚相关。经典社会学不仅为一门新生的学科赢得了话语权利 ,而且为这一学科提供了延续至今的理论范式 ,对当时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所遭遇的危机做出了出色的回应。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 ,经典社会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 :一方面 ,它的不同理论和理论家之间充满矛盾冲突 ;另一方面 ,它在论述社会变迁时又常常求助于某种单一的解释。在 1 8和 1 9世纪的科学革命影响下形成的实证主义 ,既塑造了它的基本品质 ,又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其健康发展。     

独辟蹊径的社会学视角——心智的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述评

美国著名批判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他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一反传统社会学思维,提出具备一种心智的品质———以个人经历、社会历史与时代生活相联系思考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思想,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毕生最为重要的发现，它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武器”,也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式。在对“经济事实”进行经验抽象的古典范式和对“经济行为”展开主体想象的思辨范式的积极扬弃中，马克思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并借此展开了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科学解剖。以唯物史观为内在思维方式，马克思科学地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并深刻回应了困扰人类已久的“历史之谜”。由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才堪称“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历史科学家”的称号也才名副其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继续秉承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立足“中国大地”,以当代“中国事实”为逻辑起点；解释“中国道路”,以回应“中国问题”为理论任务；体现“中国特色”,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原则；服务“中国人民”,以引领“时代潮流”为责任担当。以此为基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性别与方法：女性学者的质性研究路径

在经验研究中常常会发现，女性学者偏好选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女性话题。通过比较国内外研究趋势发现，性别与研究方法偏好之间只是阶段性的相关；诸如父权制、消费社会、大众传媒等“想象的他者”是女性学者构建理论解释的重要切入点；而研究关系中，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的“情感剥削”与研究客体对研究主体的“权威依赖”，对于具有“天然优势”的女性研究者亦不能幸免，继而引发了对质性研究本土化及学者自省性的反思。     

浅析“失业”社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上海某街道社区青少年的调查研究

社区青少年是一个弱势群体,在就业市场上容易处于“失业”状态,且这种状态是由其所获得的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状况所决定。笔者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上海某街道的8位社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路状况进行研究,并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新世纪中国的“后学”研究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在2002年度的中国,对其研究不仅没有减弱,而且拓展到社会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这一研究是对当代文化思想模式的无声改写,构成了学术界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知识转型.     

论刘震云小说的思维背景

刘震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他的北方故乡为背景和思维起点的,弥漫在故乡上空的“饥饿危机、灾荒意象”组成他小说的“黄土地意象”;“权力意象和中原农民生存意象”则展现了一个没有摆脱“饥饿危机”的民族生存方式。但是,无时不在的“姥娘意象”作为一种救赎昭示着人类最终的理想、希望、尊严,这些意象不仅决定着刘震云的语言方式、叙述方式,而且也决定着他思考世界、历史、人性的方式。     

生命叙事在道德教育中的应用

生命叙事是一种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道德教育方式,它具有自我性、日常生活性和生成性的特点。它产生教育作用的内在机制在于:叙事过程中故事本身内在的教育价值,道德学习的特点。教师在道德教育中采用生命叙事应注意如何选择故事及叙事“视点”和方式。     

浅谈社会学原理在纠纷调解处理中的作用

社会学原理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已经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学原理对公安工作中的纠纷调解处理同样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了解纠纷的社会学特征,具备必需的社会学品质,运用适当的社会学原理,对警察了解纠纷根源、调解处理纠纷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基于心理测评的刑謦应对方式研究

应对是个体在应激环境或事件中,对该环境或事件做出认知评价以及继认知评价之后为平衡自身精神状态所采取的措施。刑警工作具有高负荷、高应激、高风险等特征,刑警有效地应对应激事件,将对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运用专业化的心理测评工具和科学的数据统计分析,从实证性的角度为了解刑警应对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供第一手的数据材料,为改进队伍管理方式,提高队伍素质,关注刑警的身心健康提供科学的参考。     

吸毒人群监控救治综合模式初探

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性社会问题,毒瘾戒断和抗复吸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难题,目前生物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在对吸毒者康复性治疗上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大多是单一式治疗。然而以社区卫生所为依托,以“无毒社区活动室”为平台;以“生理—心理—社会”为一体的治疗康复综合模式,可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吸毒防治模式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刑事司法文书叙事的详述与略述

刑事司法文书叙事的详略,是由司法文书特定的功能——法定性和主旨性决定的。刑事司法文书的特定功能,决定了每种文书的特定主旨,凡是与文书主旨有关的材料必须详细叙述,否则应简略叙述或者不叙述。而刑事司法文书叙事往往有两种倾向:一是事无巨细,对原材料盲目照搬,一是为追求形式上的所谓结构严谨,盲目苟简。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司法文书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因此,掌握详略述的叙事方法是提高刑事司法文书质量的关键。     

史传叙事与古代历史小说的叙述可靠性

史传叙事的春秋笔法和作者意图对古代历史小说的叙述可靠性产生了影响。叙述可靠性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修辞性叙事学路径和认知叙事学路径。就修辞性叙事学路径看，史传叙事让历史小说的叙述可靠性不再完全由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关系来决定，作者的真实叙事意图对叙述可靠性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认知叙事学路径看，史传叙事让读者对历史小说的史实、虚构、伦理教化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共识，这些共识导致读者对历史小说叙述可靠性的理解并非因人而异，反而有一种趋同倾向。     

影响刑事法律文书情节还原的叙述因素

在整个诉讼程序中,警方通过刑事法律文书陈述的案件事实是所有法律程序进行的基础,因此,所描述的案件事实和原发的案件事实的接近与否决定着所有的司法判断和诉讼的成败。叙述是一种由写作者控制的表现手段,刑事法律文书写作的法律原则要求对案件事实必须做到还原描述,但在实际的写作实践中,因为叙述的因素会导致还原描述无法完成,这些因素包括叙述不完整导致、叙述不准确、概括叙述、细节模糊和主观叙述。     

论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核心是从社会实践的主客统一性出发,在对语言交流和文化现实的反思性批判中,通过实践理论来予以建立。这一理论思想对于认识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研究现状,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增强学术的自主性,培养社会学家的科学惯习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