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置的议题:西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得与失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遗憾的是,围绕这一议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充分回应,其主要观点也较少进入国内的政策辩论。因此,有必要通过回顾西方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路径与框架,探讨利弊,总结经验,并为今后的研究议程提出建议。西方对该议题的研究存在两个缺陷:第一,"原生主义"与"工具主义"的认识论对立,使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民族主义究竟是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还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这一问题,导致研究框架的僵化和变量选择的局限,削弱了理论观点的完整性与说服力;第二,大量研究试图揭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而不关心其具体内容与生成机制,对民族主义的理论成果也较少借鉴,不仅造成议题重心的偏离,更在客观上导致中国作为"特殊"案例孤立于世界民族主义研究的整体视野之外。只有深入认识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外动力,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刘师培民族主义思想探析(1903-1907)

"民族"一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近代传入东方后,日本、中国的知名人士都依据自己的传统,并借鉴别国的理论,创造了"自我"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刘师培的民族主义思想即是一例: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的夷夏观、西方及日本的集于一体.这表明,在传统与近代之间,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性

民族国家是自威斯特法利亚合约以来组织人类政治生活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法理论证。当今世界,"历史终结"的断言和人类进入"后民族国家"时代的论断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活跃又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是安排人类政治生活的最主要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民族主义具有多面性的特点,一方面,民族主义通过对"自我"与"他者"的认同与区分来凝聚和团结本国人民和本民族成员,发挥了政治黏合剂的功能;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可能激发狭隘的排外倾向,导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冲突甚至战争。认识到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生长之间的关联,承认其现代性的面向,同时寻求调和、冲抵民族主义内在的狭隘倾向,是现代中国民族构建的现实选择。     

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新浪潮及其消极影响

世界现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它们有进步的与反动的之分.当今世界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部族民族主义等不同形态,特征各异,但就其作用而言以消极影响为主导.冷战后,民族主义问题具有国际化、暴力化以及民族主义与宗教势力连体发展的趋势,造成的恶果日趋严重,并有持续发展之势,但受多种条件的制约,其发展力度有限.     

中国特色与民族主义——“中国特色”的文化解读之一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特色”自然与中国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主义内在地包含着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的合理内核。反思的民族主义,由于摆脱了朴素的民族主义局限性,可以提升为爱国主义,成为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创造中国模式道路、培育中华民族个性和体现中国特色的巨大精神法宝。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特色”就是“中华民族特色”。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内在联系。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条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使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建立民族国家的革命目标,明确了中国内部的民族政策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得到了升华,它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奠定了中国各革命阶级合作的基础,唤醒了亿万中国民众投身中国革命以及融入国际主义情怀,塑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独特地位。     

被“围攻”的民族主义与自由国际秩序的道德贫瘠

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史上扮演的角色一直备受争议。尽管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详尽的实证分析,对民族主义伦理问题的思考却始终徘徊在学科研究的边缘。避而不谈规范性问题事实上导致了国际社会对民族主义的错误认知和立场。本文试图将"民族主义问题"置于"特殊主义"与"普世主义"这一哲学分野中进行考量。现代性的"道德贫瘠"致使现代伦理在强调独特性和寻求普遍性之间游移不定,而民族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是这两种不同取向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其实,以人权政治与全球化为代表的普世主义与强调多样性的民族主义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在现阶段,普世主义想要全面推动人类进步还需要民族主义的协作和补充。民族主义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它在传播和演进的过程中曾成功地吸纳截然不同的政治原则,在应对"进步"和"变化"方面具备出色的能力。静态地或者狭义地理解民族主义,不仅会严重削弱国际社会认识和处理"民族主义问题"的能力,甚至还会加剧现行国际秩序业已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粉丝民族主义与中韩关系的嬗变——以中国K-pop粉丝群体的身份演变为主线

"韩流"是中韩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流"在中国的兴衰变化折射出中韩关系的嬗变。政治关系波动是导致2016年下半年之后"韩流"在华影响力大幅衰退的首要因素。但由于"韩流"具有极强的民间性,官方层面的变化不足以完全解释其衰落。作为"韩流"的参与者和被影响者,中国K-pop粉丝群体的集体"反叛"是导致"韩流"在华向内收缩、影响衰减的重要补充性解释。中国K-pop粉丝群体在21世纪前十五年通过内生性和外部性因素塑造起粉丝身份,并在大数据时代形成"饭圈"和"饭圈文化",这为2016年"萨德"入韩事件引发中国K-pop粉丝从"偶像第一"到"国家面前无偶像"的大转变奠定了基础。"饭圈文化"在此过程中与民族主义情感结合起来,衍生出一种新的网络民族主义表达方式——粉丝民族主义,并逆向对中韩关系产生持续性影响。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综述

民族主义是1990年代以来我国思想领域的一个强光点。本文试图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定义、起因、特点、发展阶段、历史作用及其与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杂关联等方面,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刍议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嬗变与走向

产生于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民族主义,虽然自甲午海战以来,在中国追求民族解放的不同阶段追求的目标不同,但受其所处时代的国际背景、国内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制约,其主流思想均以中华民族、整个国家为主体,以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为基本诉求,以保家爱国为宗旨。未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必须顺应时代变迁,努力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并抵制民族分裂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使其逐渐由应激、被动型民族主义走向自发、主动型民族主义,由情绪化、非理性转向温和、务实理性并融合自由主义思想合理成份,形成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民族主义。     

对“是”必须作语境化的处理

中国学界有关"是"的争论已经延续多年,总结学者们在"是"的译名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和实际发展趋势,对"是"作语境化的处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所谓语境化处理,就是要从语词、语句、段落、语言、语族、作者、文本、场景、时代、文化等层面展开语境分析,以求得"是"的中文译名.     

“面子”文化、舆论监督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

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中国集权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主体和改革对象的同一性以及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应遵循限权而非分权的改革思路,在具体途径选择上应注重发挥中国传统"面子"文化中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和主动接受监督的社会规范功能,同时发挥媒体监督供给相关信息的作用,为"面子"文化社会规范功能的实现提供充分保障。     

“三个代表”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强大理论武器--改革视域中“三个代表”的价值解读

"三个代表"具有重要的改革价值,它是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属性,确立了其在改革中的指导地位."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创设了坚实的理论原点,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规定了根本的检验标准,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释"则"

“则”字在古汉语中是一个虚词 ,用法很多 ,但有两种用法常被人忽略。一是作为假设连词 ;一是作为肯定、确定语气的副词。在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有两处“则”字注释的疏误 ,在此需得指出。     

试论“出境赌博“及其治理

目前被广泛称之为“境外赌博”的去境外赌场进行的赌博活动应更正为“出境赌博”,这有利于依法禁赌,有利于将其与“网络赌博”“通讯赌博”区别开来,有利于突出其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危害,也有利于体现其本身特点。对于“出境赌博”的治理,一要遏制“出境赌博”的境外土壤;二要加强境内相关人员和资金的管理;三要在全社会范围内为治理“出境赌博”营造良好的氛围。     

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及其与中国法治与德治的现实对话

孔子首倡的"德主刑辅"思想代表了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性格,自西汉以后就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深远.我们有必要对其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批判的吸收其精华部分.目前我们应大力挖掘和利用丰富的道德资源,以法治为主导,加强德治,以利于法治社会的早日形成,同时防止道德法律化走入误区.     

貌离而神合: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近代"法治"在法学价值上的契合

“礼治”是自西汉武帝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和“礼法并用”。在一定程度上,“礼治”表现出尊重人的主体性及人的生命的人文主义特征和某种近代刑法原则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开明君主时期的“礼治”,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法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痛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因自身治国理政和刑制的独特优势在人类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慈悲为怀：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宽恕”

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宽恕”是大不一样的。西方的“宽恕”是“为爱而爱”的终极关怀,体现了其“原罪”的价值维度。“原罪”说使“罪”被绝对化、先天化,人的尊严、权利、责任被绝对化、先天化了,并由此造成了信仰维度的存在。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自知。中国的“宽恕”是纲常伦理的处理原则,体现了其“原善”的价值维度。“原善”说使属性、本性被绝对化、先天化,人是自己的救主,人性高于神性,罪恶只是外来的污染,因而不存在共同责任,只存在道德责任。它“宽恕”的是可以“宽恕”的,并非不可“宽恕”者。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无知。但是,只有“宽恕”不可“宽恕”者,宽恕才存在。所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宽恕”不是“宽恕”,“慈悲”不是“慈悲”。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范畴

弄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范畴,是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范畴和邓小平理论的范畴都源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但又形成于这一实践的不同阶段, 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崭新范畴,可以分成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方面。其中,“党的先进性”是其核心范畴,由它可以逻辑地推演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的全部范畴乃至全部内容。     

“小产权房”之痛

"小产权房"问题的出现,显示出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使之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并影响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由此应该以现行土地制度为基础,通过逐步缩小可转让的限制,并使宅基地使用权真正权利化,从而真正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