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考察——以19份相关规范为样本

规范设立是在抱有理论期许的同时,对本土现实的妥协式鞭策。当下,刑事补强证据规则虽然遮蔽于"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和"刑事印证规则"的阴影之下,但仍有19份规范与证据补强要求直接相关。分析来看,现有规范中的证据补强要求存在主证据范围拓广、补强证据要求具体化以及适用效果扩张等特点。由于受到对策式立法的影响,现有的证据补强要求虽然貌隐于分散的条文之中,但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事实认定这一基本功能。其功能偏离主要表现为补强概念的模糊与混乱使用、适用边界的模糊与范围收缩两个方面。     

孤证规则的内在逻辑与制度构成——基于“印证证明模式”展开的论证

孤证规则的内在机理，是通过多个证据的相互印证确保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是对自由心证的有益补充。在明确“孤证不能定案”原则的基础上，孤证规则的构成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孤证的认定标准。孤证，是指证明案件核心事实的证据只有一个，孤证既可以是言词证据也可以是实物证据。孤证的判断是实质判断，其标准是证据的信息来源是否同一。二是孤证不能定案的例外。包括“因待证事实证明标准降低而设置的例外”和“基于经验法则而设置的例外”，前者适用于对程序性事实、非要件事实、量刑事实的证明，后者则包括完整记录犯罪行为的录音录像、遗留在隐蔽位置的生物组织、证明被告人案发时唯一在场的证据等。     

论刑事诉讼补强证据规则的完善

刑事补强证据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明力薄弱的证据定案时,必须有其他证据对之加以证实以增强其证明力的一种证据运用规则.它要求对特定证据,即证明力薄弱的证据进行“补强”,否则不能直接定案.2013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保留了该规则,并进行了完善.但我国补强证据规则的构建框架还比较粗略,尚不足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补强证据规则的完善对我国证据规则的理论体系和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案被告口供的证明力研究——补强证据规则的具体运用

为了防止偏重口供并担保口供的真实性,各国大多设立了补强规则,规定被告人口供需要补强才能定案。在该规定是否适用于共犯口供问题上,尽管理论界通常认为共犯口供同样需要补强才能定案,但司法实践中却将共犯口供作为补强证据来认定犯罪事实。这说明对于共犯口供的证明力不能一概否定,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案共犯口供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补强,但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无需补强直接定案;非同案共犯与同案非共犯口供一般无需补强即可作为定案根据。     

论口供的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是证据补强规则之一种,是指当案件主要依照口供定案的时候,法律要求必须以其它证据补充口供的证明力。口供补强规则的价值在于确保口供的真实性以及防止刑讯逼供。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于证据补强的规定,但是缺乏操作性的规定。应当从被补强口供的性质、补强证据的性质、补强的范围与程度、错误补强的法律后果等方面来进一步加以细化。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研究

口供由历史上的“证据之王”生成的“无供不录案”证据规则到口供未经补强不得定案的证据法则 ,出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反叛 ;随着诉讼程序正当化和人权保障的深入 ,补强证据法则也由强化自由心证的实质规则转化为自由心证的例外形式规则 ,实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超越式革命。口供补强证据在设定证明案件事实并增强或担保口供证据的基础上 ,应当构建口供补强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完善口供补强证据的规则体系。     

共犯被告人之间供述一致定案能力分析——兼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共犯被告人之间的供述相互印证,但无其他证据佐证能否定案是目前法学界与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内涵人手,论证该条中的"被告人供述"仅指证明对象被告人本人的供述,共犯被告人供述是该条所说的"其他证据",符合补强证据的要求,共犯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的情形下能够定案,而且这也是各国的立法通例.     

反传闻规则值得借鉴

传闻作为一种间接的陈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国外 ,多数国家明文规定“传闻不得采纳为证据”。鉴别传闻证据 ,一要考查陈述是何时作出的 ,二要审核陈述是为何种用途作出的。反传闻规则亦有例外 ,国外的立法对此有不少具体规定     

论“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

刑事诉讼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类型除了非法证据、瑕疵证据外,还有狭义上"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狭义上"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大体上可以分为7类。通过对这类证据进行类型化梳理和特质揭示,可以帮助法官准确理解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提升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确保案件审理和认证的质效。     

论口供补强法则的实务运用——以22起冤错案件为视角

总结近30年来发生的22起冤错案件,口供制度不完善、口供补强法则的缺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必须对口供补强法则进行重新定位,只有单独可以定罪的口供才具有补强的必要。必须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补强证据的范围、补强证据证明对象的范围以及补强证据的证明标准。补强口供真实性的认定需要结合实践办案情况,通过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口供作出的动机、时间等进行合乎常理的判断。     

刑事辨认证据规则初探

刑事辨认证据的认定与运用是各国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相当复杂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刑事辨认证据的运用尚处于无序、混乱的状态之中。辩认结论应当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应将辨认结论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同时应确立非法辨认的排除规则,明确重复辨认的证据效力,确立辨认结论的补强规则等。     

论我国侦查权控制的基本理念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均奉行要求对案件事实作出裁断必须依据证据的证据裁判主义。而侦查权的有效运作对证据裁判主义的实现具有重大作用。但是在我国,侦查权的此一重要作用显然被加以强调,甚至形成了我国事实上的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虽然侦查权行使的意义如此重大,但是在“人权”和“法治”尤其是“程序法治”的理论视野中,基于侦查权本质的逻辑分析及其在我国实践中运作现实的实证考察,如何控制和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却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从"广场化"到"剧场化"的刑事司法——一个立足经济学的分析

中外刑事司法的一个共同走向是从一种作为公共景观展示的"广场化司法"转向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开展司法活动的"剧场化司法",这不仅是法治和人道的要求,而且也符合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经济学要求。当然,"剧场化司法"也可以对"广场化司法"的某些因素加以扬弃。     

论有关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

在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保护形势的情况下,加强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已是刻不容缓。加强有关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首先要更新理念,即在尊重生态学规律的基础上将生态价值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其次,在借鉴他国有关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刑事实体法要将一定时期内被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两次以上的违法行为定罪处罚,增加部分罪名,扩大刑法保护的环境要素范围,适度增加危险犯的规定,并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而刑事程序法可以考虑实行环境保护专家陪审制。     

仲裁裁决撤销程序研究

仲裁裁决撤销程序是国内外仲裁立法中法院对仲裁进行的最为严格、彻底的监督程序之一。仲裁裁决撤销程序的基本理念需要进一步探讨,仲裁的价值目标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仲裁裁决撤销程序在立法上、执法上以及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在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要借鉴国外仲裁立法的经验,完善我国仲裁裁决撤销程序的立法、执法、制度建设。     

刑事裁判文书事实与说理的关联性研究--刑事法律精神的一种逻辑表达进路

刑事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对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即事实与说理。刑事裁判文书中构筑刑事裁判结论的事实与说理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映射了刑事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逻辑表达进路。为此,法官需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理顺事实与说理二者的关系,将刑事司法正义理念和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一以贯之,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和说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而通过其制作的刑事裁判文书表达出司法者对刑事法治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精神的实质性理解。     

证据裁判主义的功能分析

证据裁判主义主张的以证据为依据是指法官必须将判决理由予以公开宣示,即所谓公开法官心证过程。其功能之一是弥补自由心证之天然缺陷,通过公开法官心证过程来实现社会对法官裁判的监视;其功能之二是用证据的可采性检验证据的可出示性。给我们的启示,一是证据裁判主义使逻辑规则由实体正义转变为程序正义,具有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价值;二是证据裁判主义彰显了证据规则的本质。我国除了诉讼法或证据法宜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和证据裁判原则外,对狭义上证据规则的规定宜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至少一是应强调法官自由裁量原则;二是强调当事人自治原则。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思考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西方国家重要的司法改革措施之一,体现了宽容理念、自由契约精神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刑事和解制度折射出来的现代民主和法治内涵,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制度。从时代发展趋势来看,通过借鉴和吸收,在中国移植和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很有必要。通过政治、文化、法律三个层面的考察,中国已经具备了移植和实行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社会基础。